作者：国际问题专家、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前大使　于洪君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十八大以来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举办的首次峰会。由于这同时又是该组织扩员后举行的首次峰会，国际社会对上合组织的成长壮大及其发展前景，对该组织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迅速上升的作用和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

　　众所周知，上海合作组织最初是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共同组成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它正式诞生于2001年，但其指导思想与核心理念，却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即已形成的“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上海精神”提出后，便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准则与共同价值取向。

　　实践已经证明，“上海精神”不仅指导原“上海五国”成功地解决了边界和边境问题，同时还引导着以“上海五国”基础建立起来的上合组织不断成长壮大，使该组织很快由一个区域性的新型合作机制，发展成为对内具有很强凝聚力，对外具有很大感召力的大型国际交流平台。总体来看，上海合作组织的最大优势和突出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齐头并进，功效叠加。

　　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首先是以各成员国之间多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为前提的。俄哈吉塔乌五国均为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苏联解体后五国同时成为独联体成员国，后来又同为集体安全条约成员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同时还是2015年成立的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尽管上述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彼此间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但总体看，它们之间历史形成的经济、人文联系与安全合作关系，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发展，各国政局如何演变，始终相当紧密。以此为基石而形成的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是难以替代和不可逆转的。

　　中国与上合组织上述成员国之间的双边与多边合作，自上述各国独立以来一直处于方兴未艾、势如潮涌的良性发展状态。中国不但与俄罗斯建立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缔结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同时还与其他成员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缔结了涉及许多领域并且具有多种内涵的双边与多边合作文件。中哈石油管道项目、中俄石油—天然气管道项目、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以及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中蒙俄经济走廊项目、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项目、中吉乌公路项目以及规划中的中吉乌铁路项目，凡此种种，无一不展示出上合组织内部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齐头并举、多向推进的磅薄气势。

　　此次青岛峰会发表的联合宣言，以及中国与相关国家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再一次表明，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广泛开展，持续深入，彼此拉动，功效叠加，这是上合组织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不断成长壮大的最重要的力量源泉。也正因为如此，与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才表示坚信，上合组织是强化成员国互信、深化友谊和睦邻友好关系、巩固多边协作重要且有效的机制。

　　第二，组织内合作与组织外合作协同推进，影响巨大。

　　上合组织最初由六个成员国组成，另有四个观察员国，即蒙古国、巴基斯坦、印度和伊朗，后来又有了对话伙伴国，如阿富汗等国。除此之外，上合组织还与联合国、独联体、欧亚经济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及东盟等域内外国际性、地区性的组织和机构建立了多种形式的联系与对话机制。201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转为正式成员国后，上合的成员国由六个增加为八个。这八个国家横跨欧亚大陆，国土面积占欧亚大陆总面积的3/5，人口达31亿，占全球人口的40%左右。GDP总量共17万亿美元。此外，上合组织四个观察员国的国土面积为4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总量为1.3亿。六个对话伙伴国的国土面积为130万平方公里，人口总量达1.5亿。综合所有这些数据，不难看出，上合组织已是当今世界无可比拟的最大的区域性合作与对话组织。考虑到上合组织的实际体量和潜在影响，该组织自诞生时起，就十分重视成员国与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以及联合国、独联体等域外伙伴的沟通、交流、协调、对话与合作问题。上合峰会期间，东道主有时还特意邀请相关国家领导人作为主席国客人，参与有关发展、合作、安全问题的讨论。如2012年上合组织北京峰会召开时，中国作为东道主邀请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两国总统以主席国客人身份参加会议。

　　此次青岛峰会期间，习近平再一次明确表示：上合组织要共同拓展国际合作的伙伴网络，“我们要强化同观察员国、对话伙伴等地区国家交流合作，密切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伙伴关系，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开展对话，为推动化解热点问题、完善全球治理作出贡献。”会议通过的联合宣言也庄严承诺：上合组织要“深化同上合组织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合作，扩大上合组织同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及其他国际和地区组织的交流合作。”

　　正是由于上合组织将内部合作与对外合作紧密联结，彼此协调，共同推进，该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才说：“上合组织合作机制堪称不同国力、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的国家和谐共处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