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陈晋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需要与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的新特点、深刻理解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只有将这些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起点和逻辑前提。

　　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站到更高层级的历史方位上

　　时代是表述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范畴，不同时代有不同内涵。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对的最大国情是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时期，其特点不可能不发生某些阶段性变化。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长历史过程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必然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与时俱进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作出清醒判断，是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必然要求，也是党的创造力、领导力的具体体现。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准确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长期建设中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准确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全方位、开创性成就和深层次、根本性变革。这些成就和变革的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三个意味着”：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三个意味着”，从中华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和世界发展的命运三个维度，勾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参照坐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使中国的发展站到一个更高层级的历史方位上。从这个历史方位往前看，新时代的内涵，在国家层面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人民层面是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中华民族层面是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层面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显然，这些内涵和使命是紧扣中国梦包括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具体目标来说的。也就是说，新时代是通过努力奋斗更真切地贴近实现中国梦的时代。

　　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的非凡能力。习近平同志去年在“七一”重要讲话中讲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之所以能不断取得巨大成功，关键在于能够在时代变化的关头准确判断历史方向、正确把握形势发展的趋势和时代大潮的走向。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从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条件出发谋划发展，必将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主要表现为主要矛盾的变化或矛盾主要方面的变化。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最关键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也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要矛盾这一提法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理论创新。1956年，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重大历史关头，党的八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并阐释“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历史转折，反映在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上，就是重回党的八大的有关表述。邓小平同志1979年3月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明确把什么是我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了出来，他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的依据和前提。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对社会主要矛盾作了概括：“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那以后，我们党一再强调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并且都是将其同国情、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讲。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也是同国情问题、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问题紧密联系的。

　　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人民需要的内涵大大扩展。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角度提出更多要求，比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起来。也就是说，人民的需要从物质文化领域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拓展。二是人民需要的层次大大提升。比如，期待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些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关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主要是指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已经不是“落后的社会生产”那样一种局面了。但面对新的社会需要，我们的供给还有许多差距，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新时代凸显出来，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所谓发展不平衡，有区域发展不平衡，比如东部和西部发展不平衡；有城乡发展不平衡；有供需结构不平衡，比如既存在落后产能过剩的情况，又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也有群体发展不平衡，比如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所谓发展不充分，主要指创新能力不够强，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质量和效益还需要提高，转变发展方式还处于攻坚阶段，等等。这就要求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成为我国制定各方面政策的重要依据。但是这个变化还不足以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不足以改变我国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个最大的实际。因此，应把对最大国情的清醒认识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有机统一起来，这样才能在与时代同行中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

　　进入新时代要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前进

　　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是和确立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制定、调整和实现发展战略目标，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一以贯之的领导方法，也是体现我国发展时代性的重要标志。毛泽东同志在1962年就明确提出，如果从新中国成立算起，“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1987年，邓小平同志考虑我国发展目标的时候，正式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在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的情况下，我们党又把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作为发展战略目标的两个时间节点。党的十八大明确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从现在算起，再有3年便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由此便出现一个新问题：怎样规划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对此，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创造性地提出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个战略安排提升了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涵。一是把原来确立的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提前到2035年完成。这是因为中国的发展超乎预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迸发出来的巨大创造力已经并将继续深刻而快速地改变中国的面貌，我们有把握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二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能够提前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自然也要升级。于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表述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党的十八大报告相比，这个目标增加了“美丽”的要求和“强国”的表述，意味着我们的新目标不是建成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是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人民日报 》（ 2017年11月08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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