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朱春奎

　　从世界范围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学研协同创新大量涌现，并逐步从发达国家演变到发展中国家。由此，产学研合作成为推动世界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模式。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便开始了产学研合作的工程。邓小平在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便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目前，我们要探索建立高效协同的创新体系，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需要解决好“由谁来创新”“动力哪里来”“成果如何用”的三个基本问题，培育产学研结合、上中下游衔接、大中小企业协同的良好创新格局。

　　促进产学研合作的公共政策需要充分考虑当前阻碍和制约产学研合作的主要因素，从现实问题中设计应对之策。总体上看，制约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产学研协同主体目标不一致，导致产学研同创新动力不足。企业的目标是市场实现利润最大化，而高校的科研人员的目标则是多产出具有原创型的科技成果，努力争取使学术成果推动科学发展。二是企业和高校科研人员之间缺乏合适的风险分担与利益分配机制。三是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由于中介失灵而产生的合作深化问题，科研成果转化率很低。四是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产学研协同创新融资渠道不畅。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产学研合作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国家公共经费的支持，但是却难以满足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需求。企业在成果转化的过程中，面对承担高风险的压力往往望而却步，希望政府或其他方面共担风险。但目前由政府、风投机构、企业和金融机构等共同构成的多元化投资体系还有待建立健全。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与协同创新，化解高校大量的科研成果不能转化为产业化应用技术的尴尬困局，不仅需要政府配套完善的政策，也需要我们高校加速向创业型大学转型，让更多的研究课题来自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项目资助更多地来自于企业，政府资助项目更多地考核成果转化应用，推动更多的科研成果实现转化。尽管欧美大学变革的背景不同，基础迥异，创业型大学的形式不尽相同，但其呈现出的共性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创业型大学的科研活动往往以现实为导向，课题常常以项目的形式出现，由不同学科部门互相协作完成；二是创业型大学不仅具备较强的知识创新能力，而且能够通过完善的技术转移机制，将有价值的成果转移到生产部门，由此形成多形式的产学研结合的运行机制，三是创业型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对“知识成果转化或大学加强与企业的联系”都抱有普遍接受的态度，进而以一种更为积极的方式参与其中，最终形成大学中“学术和创业共存”的创业文化。

　　在中国，大学传统意义上的任务是教书育人，培养人才。近年来，随着大学自主发展意识的增强，国内高等教育领域关于欧美创业型大学的研究逐步深化，创业型大学的后发优势以及强调产学结合的技术转移模式愈加受到关注。欧美创业型大学发展的历史对当前中国推进创业型大学建设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启示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鉴于中国大学绝大多数都不具备衍生公司和支撑产业的能力，我们需要继续加强研究型大学的基础建设，建立更多的知识创新平台，夯实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知识基础。

　　二是创业型大学的内部着力点在于培养创造性人才、发掘学生的创业潜质，外部着力点就在于实现成果转化，服务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们需要在加强创新创业教育的同时，适当改变目前单一以科研成果为主的评价制度，构建有利于实现科研成果转化的创业机制，理顺大学与政府、产业及各种创业相关机构的关系，建立良性互动的管理和服务体系，营造富有生机的创业文化，倡导创新创业，以创业带动学校的全面发展。通过有效地整合运行，逐步使创业助推大学发展，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三是建立健全创业型大学法人治理结构，保证创业型大学有足够的决策自主性和研究自由度。创业型大学是致力于应用研究并取得实效，通过向产业转化知识成果取得经济收益，同时对经济发展作出显著贡献的大学。中国创业型大学能否形成的关键在于政府能不能赋予学校实质上的自主权，以及学校在面对实质性自主权的时候是否有能力充分运用并推动发展。这些过程并非轻而易举能够实现，同样需要国家、学术和市场三方的相互协调与努力。

　　四是从某种意义而言，创业型大学代表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走向，谁先提出并建设创业型大学，谁就走在时代的前列。但是，如果所有的研究型大学都踏入追逐利益的洪流，这对国家民族将是一场灾难。因为大学只有保持与现实社会的适当距离，才能产生引领社会进步的思想和真理，而这正是研究型大学或者说一个民族顶尖大学的职责所在。

　　目前，在我国迅速发展壮大的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更具备转型为创业型大学的先天优势，在借鉴已有创业型大学改革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这支生力军应是我国未来创业型大学发展的主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