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张剑光

　　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是对人类的一场考验，是对各级政府执政能力和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考验，同时这也是对政府领导作风、精神面貌、管理机制等各方面的综合考验。几个月来，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各级政府和专业人员沉着应对、共同努力，广大人民群众积极配合，举国上下的疫情防控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决定性成果不断巩固发展，常态化防控机制进一步完善，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社会大局整体稳定。但同时也要认识到，防控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各地各部门要时刻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坚持依法防控、科学防控，有效遏制疫情蔓延。

　　管理措施越科学，精准防控越到位，阻断疫情就越有力有效。回顾抗击疫情的各个阶段，我们不难发现，党中央反复强调各项工作必须要坚持科学防治，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坚实支撑。1月，习近平总书记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明确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这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纲领性的引导。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指出，科学技术是人类同疾病斗争的锐利武器，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要加大卫生健康领域科技投入，集中力量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要深化科研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型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入科研队伍，为他们脱颖而出创造条件。科学防治、科学防控，依靠科学战胜疫情，这为我国的抗疫工作指明了思路和方向，是抗疫工作不断取得成效的重要动力。

　　历史上，人类每一次战胜大灾大疫，都离不开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科学思维，始终是应对疫情的有力武器。这里的科学，就是指在理性、客观的前提下，发现事物规律，实事求是，得出结论。有效遏制住疫病流行，需要讲究方法，提倡科学和实证的精神。疫病产生的病因是什么，应该采取什么治疗方法？数千年来，人们都是用当时最科学的方法来探讨解释，从不墨守成规。

　　汉代时，不同于当时不少医生应对出现的新疫病“不念思求经旨”“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的情况，同时期的医圣张仲景，开始提出要辨证施治，按症候分为六大类型，以八纲来辨别疾病的属性、病位。这为诊疗疫病提出了纲领性的原则，也找出了规律。此后，西晋葛洪认为疫病的传染病因是“毒疠之气”，隋朝巢元方认为是“乖疠之气”。金朝刘完素认为“火热致病”，将温热从伤寒中剥离了出来，而张元素不同意他的做法，认为治疫全用寒冷药物有时会造成病人体内无阳盛阴，要根据脏腑寒热虚实来辩证施治。同时期的李杲，认为疫病是“内伤脾胃”。元朝的朱震亨推崇刘完素，但提出可以通过“滋阴降火”来治疗。明末的吴有性，认为传染病的病因是“戾气”，传染的途径一是空气传染，二是接触传染；叶天士认为温病是感受了温邪，先犯肺，再“逆传心包”，认为温病传染有四个阶段，要辩证论治。清初的刘奎，提出病有温疫、寒疫和杂疫三种，治疗时要严加区分；吴瑭指出疫病有水火之分，要用三焦辨证来施治；王士雄认为温病有新感和伏气之分，主张以凉润、清解为主要治疗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治疗疫病的理论和方法越来越科学，认识不断深化，新的科学知识不断为人们接受。

　　疫病产生后，及时隔离、环境消毒和切断传染源等科学手段，是战胜疫病的有效途径。这方面，一代代中国人在不断摸索中加深认识。《国语·楚语》谈到，疫病面前要及早隔离：“国之疾眚也，为之关籥藩篱而远备闲之，犹恐其至也，是之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无日矣。”关于病人居住的场所，《仪礼》说要“内外皆扫，彻亵衣”，环境要进行消毒。疫病传染的初期，这些简单而又直观的做法，对防止扩散有着重要作用。秦汉时期，就已经对感染疫病的病人有了一套检查和隔离措施。云梦秦简《封诊式》中，就谈到对麻风病的诊断有报告、鉴定、隔离的完整制度，并建立起了传染病的隔离场所。病人的家属也要隔离，因为他们很有可能也感染上了疫病，并传染给其他人。《晋书》谈到，“旧制，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北宋初年，在各路都设病囚院。神宗熙宁八年春天，吴地大疫，死人无数，苏轼在杭州建立了很多病坊，“以处疾病之人”，实际是临时隔离处。每天，都派招募来的僧人进行具体管理，僧人按时准备病人的药物和饮食，“无令失时”。病坊的作用，就是切断疫病的传染路径，既治疗了病人，也保护了未得病的人们。这样的隔离措施，是古代遵循疾病流行规律的经验总结，在当时来说是最为科学的，是在实践中不断认识的结果。

　　新冠肺炎疫情刚出现时，对新冠病毒缺少深入认识，疫情防控手段没能发挥出全面的效果。但随着科学认识的进步，专业人士逐渐掌握了病毒的习性。从成功研发检测试剂盒、快速分离出病毒毒株，到不断优化临床救治方案，一系列科学方法的实施，离不开我国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攻关。科研人员在把握病毒的传播机理和规律上，不断作出努力，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他们科学论证了病毒来源，查明了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同时密切跟踪病毒变异情况，以便政府及时研究和调整防控策略和措施。这种尊重科学的精神实质，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科学的重视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国科学家重实证品格的体现。

　　抗击新冠病毒的过程中，全国各地积极运用科学的力量和手段，较好地遵守了“科学防控”这个大原则。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发扬科学、理性精神，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提高防控工作的科学化水平，这是最为关键的。抗击疫情期间，各地各部门之所以用最小的代价，遏制住了病毒的传播，就是因为坚持了分类施策、因地制宜，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及时分析，迅速行动，对症下药，精准防控。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北京、新疆等地区的复发疫情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社会秩序得以健康有序，复工复产总体进程未受影响，更离不开全面、迅速、精确的科学防控举措，科学防治贯穿着疫情防控的每个阶段。

　　回顾几千年来的抗疫历史，中国人民有着用科学思维认识疫病的传统，坚持用科学的方法预防和治疗疾病的优良特质。这一特质，一直沿袭下来，在今天再次被发扬光大。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不断书写新历史的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用科学辩证的精神，在砥砺前行中不断创造新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