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五年规划是引领时代前进的航标。从1953年至今，在13个五年规划（计划）指导下，我国仅用几十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从一穷二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8月2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开门问策，谋篇布局“十四五”。​“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很多未来发展的中长期问题都要在这五年破题。就此，光明网理论部邀请业内多位专家学者推出系列解读文章，就如何破题“十四五”进行专业性地深入研讨。

　　作者：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王修志

　　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对外开放。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逻辑要义，在于拓展国际分工合作空间，在国际分工良序演进中实现中国与世界互动共进。其核心是依托大国特有的国际合作与竞争优势，集聚全球先进要素，促进国家分工体系与国际分工体系互动演进，为中国与世界创造源自分工演进的增量发展机会。

　　商务部201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商品消费国、第二大外资流入国，是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可以说，中国事实上已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串联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分工合作的枢纽。面对因经济转型、经贸摩擦和疫情冲击交织而成的复杂局面，中国要坚定“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规律性认知，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新型全球化塑造中敢于下“先手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即是变局时代推动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的“先手棋”。就开放发展的国际分工合作逻辑而论，其核心意涵就在于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参与更广范围、更高维度的国际竞争，进而以高质量的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市场需求、要素禀赋驱动国际分工深化和广化，拓展国际分工增量合作空间。

　　一、国际分工视角下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演化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上一轮对外开放的进阶升级，是中国与世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互动发展逻辑的演化。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作为工业化起步阶段的传统农业大国，在较为严峻的短缺经济形势下，迫切需要快速发展生产力。工业化、城市化是至为重要的发展路径，但却面临诸多瓶颈制约，其中劳动力城乡转移、商品市场培育是关键性的体制束缚，同时还存在普遍性的资金、技术、管理“缺口”。同时，随着战后国际政治、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领域的制度规范日趋健全，工业化先行国家拥有技术、资本、管理和渠道优势的跨国公司，迫切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廉价劳动和土地资源，以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的资源优化配置。表现在分工组织形态上，就是中国以劳动要素禀赋及其成本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低端环节。中国与世界（工业化先行国家）彼此之间“缺口”互补、利益共享，促成了战后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从根本上说，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各种红利，几乎都是源于国际分工的红利。当然，国际分工红利则是人口红利、市场红利、技术红利、制度红利等各类红利的系统集成。更进一步说，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总体上呈现为国际分工体系向中国溢出资本、技术、市场需求等分工演进动能，从而驱动中国区域空间和产业维度的分工演进，进而带来源自分工演进的结构性增长效应。

　　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试图发挥发展中大国之优势，推动国际分工良序演进并拓展国际分工合作新机遇。换言之，中国将从既定国际分工秩序的参与者、国际分工合作机会的承接者，逐步向新型国际分工秩序和国际分工合作机遇的贡献者转型。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规模、产业体系、资源储备、市场成长等均有了长足进步，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也有了显著提升。所有这些因素的系统集成，无疑是中国参与和推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建构、拓展国际分工合作机遇的巨大潜能。此外，在疫情冲击之下，作为较早较好控制疫情的“世界工厂”、“世界市场”，中国对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国际分工体系的“避风港”、“安全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显然是面向新一轮国际分工周期，以及面向全球投资者和全球先进要素最为安全、最富效率的价值创享中心。以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为导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熟定型为内在要求，以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路径的中国转型发展，必然对国际分工演进产生巨大的正向外溢效应。具体说，这些效应主要包括：制度供给外溢，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体制改革，以及积极参与区域和多边体制改革谈判，推动制度创新，释放制度红利；技术创新外溢，主要是面向全球先进要素实施开放创新，使创新链与产业链、供应链有机融合，为分工体系注入技术创新红利；市场需求外溢，主要是发挥人口（尤其是中等收入群体）大国消费需求规模及质量升级优势，以增量市场推动分工演进；人力资源外溢，主要是发挥人力资源禀赋优势，提升要素生产率。简言之，这个阶段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主要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升级，向国际分工体系注入新的系统性分工动能，从而驱动国际分工良序演进，进而为全球发展创造增量机会。这也给我们解构“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循环互促共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二、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把握国际分工体系重构机遇

　　疫情是驱动战后国际分工秩序再造、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最后那根稻草”，是加速变局的催化剂。透过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局势，我们更要看到国际分工新周期的合作发展机遇。

　　面对国际分工系统性重构的机遇，中国的潜在优势，主要是发展中大国所特有的市场、资源、技术、制度等分工要素的系统集成，从而可以更好地兼顾分工体系的效率与安全。中国应坚持以“筑基兴链”为抓手、以国际分工合作为内核的开放发展逻辑。在战略理念层面：坚持开放发展。要坚信全球化是人类发展大势，分工合作是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要充分相信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全球经济大国之于国际分工和全球及区域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国与世界不可分割。在战术执行层面：一是落实市场取向改革部署，壮大、夯实内源性动能这个根基。重点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以政府效能改革营造良好的体制环境，以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建设、营商环境建设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抓手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以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改革、消费环境建设为抓手培育内需市场；以创新环境和创新体系建设为抓手激励技术创新。二是抓好战略性产业链、创新链建设，弥补现代产业体系短板，建设开放、包容的产业链体系。其中，汽车产业有产业链优势，也有终端和售后服务市场优势，具备了驱动汽车产业革命的潜在创新环境，要确立以包容性汽车产业链链接世界的发展方略，使汽车产业成为连接中国与工业化强国的重要纽带；信息与通讯技术产业作为新基建的代表，事关产业体系整体升级，也应该坚持自主开放创新方略，建设包容性市场和产业链体系。三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维度的制度型开放。重点是在国内区域一体化、自贸试验区、自贸港等建设进程中，切实聚焦开放型制度创新。要密切关注各主要经济体关于多边体制改革的诉求，以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日韩自贸区、日欧自贸协定、美欧自贸协定等区域合作制度安排，努力提升我国制度型开放与国际和区域合作的制度共识，为全球先进要素向中国集聚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同时，这也是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成熟定型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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