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锋：把学术生命融入到国家发展中去

　　“我们生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国家发展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作为人文社科学者，找到自己的学术价值，用学术研究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才不算辜负了这个时代。”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西北大学特聘教授支振锋说。

　　支振锋70年代末出生在河南农村一隅，自小勤奋好学的他，1997年以县文科第一的成绩进入西北大学法学院，大学四年构建起了他对法学的初步认识和钻研态度。毕业后，满怀着对法理学进一步学习探索的热情，他又先后进入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深造，取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2010年底，支振锋完成了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博士后研究。回忆起这段求学经历，支振锋十分感慨，“这是一个农村青年对正义与文明的追逐”。

　　法的秩序与公正培养了支振锋的品性。他踏实做学问，学术上兼收并蓄，在法理学、网络法治（数据法、人工智能法、内容治理）、司法制度等多个领域，研究成果颇丰。《法学研究》《政治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权威及核心学术期刊上，他撰写发表了60余篇论文，其他学术期刊也有近30篇论文。此外，他还翻译并出版法学学术著作6部、出版学术专著或合著17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关注实践、尊重规律始终是我追求学术价值的重要遵循。”支振锋说。一方面，他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如今身处信息化时代的大浪潮中，“正因为‘三期叠加’的积淀，才让我更好地认识国家发展”。另一方面，他多次去往美国、英国、荷兰等发达国家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做访问学者，体验到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政治民情。在他看来，“既开阔了学术视野，也在与国外法学理论的比较中，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要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中国法学理论进行梳理和研究，且中国法治理论必须植根于自身的法治实践。”他进一步阐释到：“理论研究一定要突破思想的‘天花板’与‘玻璃门’，既要能对成规定见‘祛魅’，也要保持心智的充分开放。在这样一个时空交织的大变革时代，必须有对历史、哲学的认真思索，有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广泛关注，有对中外理论和实践的充分比较，才可能有对法律理论的深刻洞察。这是巨大挑战，也是难得机遇。”

　　支振锋研究撰写的《西方话语与中国法理——法学研究中的鬼话、童话与神话》《网络主权植根于现代法理》《新时代呼唤中国法治的理论提振》《法治建设的成败之道》等文章、著述，正是现代法理的具体阐释，既有国际视野和国内实践，也打破了现实与虚拟的隔膜。他深有体会地说：“中国法治已经走出了一条既借鉴西方，又不同于西方的新道路，它的成就与问题、它丰富而生动的实践，才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最基本的空间与平台。”

　　网络信息新技术更新迭代迅速，对司法领域的影响也十分深刻。支振锋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矛盾，致力于人工智能与算法监管、智慧司法、数据治理以及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与供应链安全等研究，主编并出版《网络法治蓝皮书：中国网络法治发展报告》系列皮书，写出了《互联网全球治理的法治之道》《5G时代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信息化助力法治发展进步》等理论文章，建言献策，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特别是在“推动庭审公开”方面，支振锋自2016年始连续多年主持调研撰写《人民法院庭审公开第三方评估报告》。据他介绍，这是“对全国法院庭审公开工作的基本状况和所取得的进展进行客观呈现和分析，总结我国庭审公开的成绩和经验，指出其缺陷与不足，并提出改进意见与建议。”此外，他还参与到国家有关部门决策咨询论证工作，以及规章、规范性文件等一系列网信领域重要文稿的咨询、论证、起草或立法工作中。

　　“法律人眼中不仅有法条，还要体察国家大局，要感受民生悲喜，能够深切理解自己的法律文明。”支振锋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长期以来，他对社会热点始终保持着敏感，“大”到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个税征收改革等国家层面的议题，“小”到中国人要不要过圣诞节、消费者维权、惩治马路“低头族”等贴近民生的话题，他常常撰写文章见诸报网，论据深刻，观点清晰。“这也是学者参与社会实践的一种方式。要以问题为导向，拿出更多精力真正俯下身去观察和了解国家，才能在思考研究后给出可参考的解决方案。”他说。

　　2020年，支振锋荣获第9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他表示，作为青年学者，更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时代在变，新的问题也在不断产生，只有把自己的研究生命、学术生命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融合一起，始终保持一颗对祖国的热忱之心，才能真正提炼出中国理论，讲好中国故事。”（光明网记者王营）

　　嘉宾简介：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第9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环球法律评论》副主编、《网络法治蓝皮书》主编。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中国网络与信息法学会理事。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及后期资助课题共2项，中宣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网信办、最高法院、中国法学会、教育部、司法部等委托课题20余项。翻译并出版法学学术著作6部、出版学术专著或合著17部，在《法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学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60多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发表文章80多篇，在《经济日报》《法制日报》等其他报刊发表文章210多篇，向有关部门提交内部报告2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