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意蕴与实践标尺

　　作者：莫春菊（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人类共同体时代的来临，表明了人类公共性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时代性问题，公共性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主题性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既是中国基于世界历史视角的公共性价值理念的表达，又是对中国传统公共性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公共性理想的秉承，还是一种全新的全球化公共实践的体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语境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每个人不仅仅生活在国家里，还处在全球范围内的人类共同体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整个时代面临的全球公共性问题是分不开的。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来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是世界处于“大发展”时期。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业已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人类共同体，从全人类发展的高度和深度来审视世界历史的走向，科学地把握人类共同体的未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强烈和重要。二是世界处于“大变革”时期。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向更广更深处发展，各国家和地区的生产要素在全球性范围内交换和流动，另一方面，蝴蝶效应在全球范围内多个领域显示出其威力，人类前所未有地凸显出类的整体性、利益的共同性以及问题的共通性。三是世界处于“大调整”时期。人类社会发展至今，除了拥有全球性的发展机遇外，还面临着全球性的“挑战频发”，全球性公共问题和痼疾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解决之难，前所未有。

　　面对当今世界充满的不确定性，各国之间应该是更加开放还是回归封闭，是加强合作还是互相对立，是携手共赢还是零和博弈？世界希望听到中国的声音、看到中国的方案。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正是基于对当前世界所处“历史方位”的思考，中国提出了灯塔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倡议和方案，规划了美好的共同体发展路径，设计了宏伟的人类公共性理想蓝图，为承载人类命运的诺亚方舟驶向指明了航向道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本质特征

　　尽管学界对共同体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但在“公共性是共同体的一个最基本特征和核心内涵”这一论断上，是毫无争议的。无论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文化基础、历史之脉来看，还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本质上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都散发着公共性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文化基础、历史之脉与公共性话语。第一，马克思公共性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在马克思看来，公共性的生成、变化、迁跃与共同体的生成、嬗变、发展是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不仅“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把以人的依赖为特征的消极公共性、以物的依赖为特征的虚幻公共性、以普遍全面联系为特征的真实公共性与原始共同体、资本主义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一一对应起来；马克思还要“改变”共同体的状态和公共性的性质，指出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公共实践“解放全人类”，实现真正的共同体、获得真实公共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关注整个人类前途命运的发展，谋求人类共同体更好的发展远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当代延伸、继承与创新。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和”“大同”等公共性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的文化基础。从个人层面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到国家层面的“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到世界层面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再到宇宙层面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等，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厚重的“为公”“和谐”“大同”等的公共性品质。这种“公”的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独有的公共性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并积淀为中华民族“为公”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正是植根于这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又以当代的伦理智慧，结合时代和全球的新发展、新变化、新问题，对中国传统的公共性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初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的历史之脉。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也有为人类社会做贡献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日起就把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鲜明地写在了党的奋斗目标上。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从红船的世界初心到新时代的历史使命，百年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着“为世界谋大同”的公共性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和发扬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与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理论的基础上，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提出来的践行世界初心的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公共性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不断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个关乎人类前途命运重大课题的宏伟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既是中国对当前全球“公共问题”的科学回应，又是对当下人类“共处共在”的理性探索。无论是从内涵内容还是价值本质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都内蕴着公共性特质。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内容内蕴着公共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站在时间维度上放眼未来、在空间维度上谋划全局、在系统维度上纲举目张的世纪方案。从目标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是以人类文明永续发展为着眼点，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和生态建设五个维度的战略目标进行系统阐发，旨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从主体上看，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平等独立主体，彼此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每一个独立主体之间又必须形成交互主体性，进而达成公共主体性。从行动上看，主张各国各民族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以互鉴对话、互通互补、互惠共赢，实现共同发展。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本质内蕴着公共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本质在于寻求对人类发展方向、发展路径、发展目标等核心问题达成最大范围的“集体共识”，寻求对人类生存发展、共同利益、公共福祉等重大问题实现最大限度的“集体行动”。与部分西方学者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是企图替代、跨越、推翻“资本主义共同体”形态的误解恰恰相反，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坚持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基本立场，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来看待人类历史的发展和当今时代的问题。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中国明确表示“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呼吁各国各民族搁置意识形态之争、超越狭隘私利观的藩篱，跳出地域性的限制，重塑一个包容性和互动性更强的世界秩序框架。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标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对当前全球治理状况具有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价值逻辑，还针对当前全球治理的问题和矛盾具有进行调整和变革的实践旨趣。当前世界公共问题日益凸显、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加，西方语境下的全球治理体系难以有效地消解公共问题、应对全球性挑战、化解全球性危机，那么就必须另辟蹊径，以转换当前单边主义的治理思维、改变保护主义的治理逻辑。而这个“蹊径”就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追求尊重国家主权独立自主、国家之间公平正义的国际交往理念。尊重每一个国家主权的独立自主，是国际交往的根本底线，是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前提，也是国家间形成治理共识和合力的基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始终坚定不移维护各国家主权完整性和独立性，坚定不移践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就是要始终承认、尊重多元文化、多样价值的存在，主张求同存异以构建具有平等性和公平性的多元主体，主张聚同化异以形成世界“同心圆”来聚焦全球事务的良治。

　　第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构建“结伴不结盟、合作不对抗”的互动型伙伴关系。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过程中，一些西方国家以意识形态为划分标准，在世界范围内搞小团体和小动作，严重削弱和制约了全球合作治理的向心力和行动力，使得全球陷入了治理赤字的窠臼。全球治理该何去何从？中国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主动与各国各地区构建平等民主、合作协商、互利互惠的伙伴关系，以“最大公约数”打造朋友圈，让各国各地区都能够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

　　第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主张走可持续性的共同发展、共赢共享的治理之路。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因大国博弈态势上升、民粹主义抬头等而寸步难行。中国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倡议共议世界难题、共商国际规则、共建全球机制，来解决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痼疾。与西方弱肉强食、以邻为壑的狭隘发展观不同，中国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这种可持续性的共同发展不仅仅是一种世界愿景，更是一种中国行动。中国高质量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授之以鱼”，还注重“授之以渔”，促进发展中国家实现自力更生、持续发展，让沿线国家实现利益共赢、让沿线各国人民实现成果共享。

　　[本文为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2018SJZDI01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