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肖阳（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环境社会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总体要求中强调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言明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决心。此前，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讲话。这一讲话站在“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高度，直面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的各种挑战，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一个具有高度开放性，包容性和实践性的理念和价值观。正是在这一价值观指导下，本次峰会正式通过了《昆明宣言》，展示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团结一心应对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决心和智慧，也为应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指明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紧迫性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当前，全球面临着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风险。一方面，超过 75% 的全球粮食作物种类都依靠动物授粉，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意味着人类经济社会供应链的基础会出现问题，这将直接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安危。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2019 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显示，目前全球物种灭绝的速度比以往 1000 万年的平均速度要快数十至数百倍，而且这一速度还在加快，约有 100 万种动植物正面临灭绝的威胁，其中许多物种的灭绝时间可能会发生在几十年之内，这种局面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多样性丧失的行动却不尽如人意。由于生物多样性的多重属性，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各个利益攸关方难以形成区域和国家间的共识，同时各国发展的差异也让人们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知和行动上很难做到协调一致。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国际社会正面临诸多政治和经济上的不确定因素。2010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提出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2020 目标”（即“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截止到 2020 年，只有 6 个目标得以部分实现，其余的 14 个目标均无法如期完成。

　　“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解答生态之问

　　面对前所未有的生物多样性丧失风险和挑战，亟待唤起国际社会对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和全球环境治理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一致行动。从事和完成这些工作要求人们必须事先思考和回答四个根本问题：如何凝聚共识？如何克服困难？如何明确方向？如何形成合作？“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代表着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这四个根本问题的回答。地球是人与自然存续的根本，是人类自身核心利益所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虽然是由人类来推动和执行的，但却要求人类社会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以尊崇自然的平等眼光看待人自身之外的地球生物。

　　在凝聚共识问题上，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正是中国多年来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所践行的宗旨和所取得的成效。实践表明，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可以成为凝聚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全球环境治理共识的首要原则。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秉承对人类文明负责的态度，将生态文明作为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治理行动当作排在首位的引领原则来强调。生态文明理念源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哲学思想的深刻理解，它不仅已经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顶层发展战略，也是根治工业文明环境之痛的中国方案。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工业文明介于农业文明和信息化时代之间。西方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走过的“弯路”也为世界提供了发人深省的前车之鉴。工业文明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所引发的环境公害导致震惊世界的巨大损失，所积累的气候变化问题一直威胁着人类文明的存续和发展。历史教训警示人们：人类试图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文明必然会被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所替代，“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在生物多样性治理方面，生态文明理念倡导对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这种一体性和系统化的治理理念把握了生物多样性问题的根源，强调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治理必须尊重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对生态要素进行统筹兼顾，而非仅仅孤立地关注生物或环境问题本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正如生物多样性治理同样也要包括“山水林田湖草沙”的治理，方能真正实现一体性治理。

　　在如何克服困难问题上，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主张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力来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绿色转型是中国解决自身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基础之策和动力之源。转型的“转”字着落在三个方面：制度、生活和生产。在制度方面，中国已经围绕绿色转型深入推进了一系列体制改革，健全了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法律法规，形成了完善的资源价格机制；在生活方面，中国提倡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创造生态友好型社会；在生产方面，中国推广传统能源的低碳利用，清洁能源的普及应用，并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这三个方面渐渐形成一种合力，共同构建了绿色低碳循环的经济体系和空间格局，并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用实打实的经济效益和发展优势，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在绿色转型的道路上，中国并没有偏安一隅，而是秉持“授人以渔”的理念，将绿色发展的成果共享给世界。中国是最早签署和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之一，并在“一带一路”建设，南南务实合作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中，尽己所能提高发展中国家提高环境治理方面的能力。实践证明，绿色转型的成果看得见、摸得着、有实效，是全球保护生物多样性工作的必由之路。

　　在如何明确方向问题上，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环境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向也应当始终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不能在环境、经济，就业和贫困问题上各自为政，这样的结果只能让差距越来越大，富者越富，且享受环境的外部效益，穷者越穷，且承担环境的外部成本。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已经通过实践证明，只有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人民共享发展中的经济和环境成果，才能凝聚人心，只有人民获得感成色足、幸福感可持续、安全感有保障，人的全面发展和环境的全面治理才能相互协调。

　　在如何形成合作问题上，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强调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规则和信用是国际治理体系有效运转的基石，当今国际治理体系所面临的分化挑战，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国际治理体系规则和信用的信心动摇。全球环境治理从属于国际治理体系，后者的动摇自然会阻碍前者，后者的稳定自然会推动前者。一些发达国家赤裸裸地坚持“双重标准”——凡是对自己有利的就采纳，凡是对自己不利的就抛弃，这种单边主义不仅是对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规则的破坏，也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延续了一种霸权主义和实用主义。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弘扬了一种尊重国际规则，以多边主义促进合作的主旋律，强调在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差异的基础上制定兼顾雄心和能力的环境保护目标，让公平合理成为合作共赢的坚实基础，让合作共赢成为维护公平合理的动力。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篇章

　　习近平主席在阐释“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时，特别提到一句古语：“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这句话出自《荀子·天伦》，意思是万物各自得到自然融合的和合之气而产生，各自得到相应的滋养而成长。这句古语表达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两个美好愿景：和以生，代表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养以成，代表着人与自然的绿色发展。而支撑这种和谐共生理念的是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和对自然的尊重，顺应和保护；支撑绿色发展理念的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诠释，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目标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主席并非首次引用这句古语，早在 2015 年 12 月，他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就把这句古语作为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的开场白。2018 年 5 月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再次提到这句古语，2021 年 4 月又出现在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历时六年，习近平主席四次在国内外最高级别的环境会议中讲出这句古语，这意味着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正在与时俱进的发展和日益深入人心，在世界舞台上引发越来越多的共鸣。《昆明宣言》在历史上首次写入中国“生态文明”的理念便是最好的证明。目前，地球上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尚未达到30 个，这些国家的人口也没有达到 10 亿，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以 14 亿人口的体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了中国纵观东西南北，覆盖各类生态地形地貌，生态保护、生态修复和生态服务并举的生态治理新格局。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正在以身作则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全球环境治理工作，并将继续和世界人民一道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子孙、为人类，为地球书写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