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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关系再思考

来源:光明网-理论频道2021-12-22 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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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郭忠华(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两大主题: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一方面是疫情的全球肆虐,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次疫情像此次这样迅速扩散至全球。另一方面则是作为疫情抗击者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无疑是全球抗疫中的最重要行动者,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个体或其他组织能够取而代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既彰显了全球化的力量感和问题性,也彰显了民族国家的中坚性和坚韧性,为思考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提供了契机。

  其实,自上世纪末全球化成为重要潮流以来,两者的关系就一直是学术界的言说重点,诸多思想家对此表达过自身的看法。比如,在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看来,全球化将打破民族国家的藩篱而使世界进入一个中心缺失、控制台缺失、董事会缺失和管理机关缺失的高度不确定状态,全球化是“新的世界无序”的别称。言下之意,在全球化的狂浪冲击下,以民族国家为支点的政治秩序将成为历史。鲍曼的观点并不孤单。比如,哈贝马斯认为,全球化这一引人注目的潮流正在改变政治、经济、社会在同一民族国家内一定程度上齐步成长的历史格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正在脱离其政府管控而演变成一种跨国经济,国家不再构成全球交换关系网络中的要点;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认为,全球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民族国家理论的更新,这是一种把人民、民族、社会、经济诸要素专断地包含在特定领土边界范围内的概念框架,它只与特定的历史时期相关,已无法再适应全球时代的状况;日本学者大前研一(Ohmae Kenichi)则出版《民族国家的终结》《没有国界的世界》《超越国界》等系列著作,一再为民族国家签发终结告知书。

  面对晚近数十年出现的一系列变化: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全新事物,以及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暖、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我们的确有理由夸大全球化的力量感,有理由感知民族国家的脆弱性。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指出的:在加速行进的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对生活的大问题来说太小,对生活的小问题来说又太大”。除此之外,还完全有理由加上,对生活中的瞬息万变来说又太笨重、太官僚。给民族国家签发终结告知书并不难,但问题在于,就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此前特朗普主义的兴起等现象所表明的,民族国家不仅没有被全球化浪潮拍死在沙滩上,反而对全球化形成明显的反冲作用。事实证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并非如上述思想家想象的那般简单,它们不是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更多是一种既相互促进又彼此矛盾的“共生关系”。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理解何谓全球化、何谓民族国家。我们可以把全球化看作是经济的、交往的、政治的、文化的全球化,或者晚近流行的数字全球化。无论何者,全球化本质上是“时空关系”的一次根本变革,即由于网络等新技术的兴起而导致“时空距离”的消失。鲍曼和赫尔德都将全球化称作“时空压缩”,吉登斯则将其称作“时空融合”。无论何者,都表明“里面与外面”“这里与那里”“附近与远处”等传统划分的消失,本地信息可以与全球任何地方实现即时共享。基于完整数据基础上的空间“透明性”和传输速度的“瞬时性”,是全球化的两大根本特征,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当下进展则使这些特征更加全面、更加准确、更加及时和更加显著。与全球化概念一样,有关民族国家的界定也可谓众说纷纭。但作为一种与历史上的城邦、王朝、帝国等迥然有别的国家类型,清晰的领土边界、明确的成员身份、独立的国家主权、排他性的行政管理被当作民族国家的普遍性特征。按照吉登斯的观点,民族国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发展出史无前例的“反思性监控能力”,能够对领土边界范围内的任何事物实施细密的行政监控。

  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上述含义不难看出两者间的亲和性。从根本上说,民族国家对于即时性的信息获取和透明性的空间结构具有内在的兴趣。出于国家安全、权力行使、发展规划等各种目的,民族国家不仅希望能最大限度地掌握自身领土边界范围内的任何信息,而且对边界范围外的信息也追求尽可能详细的掌握。“空间透明性”是民族国家治理方式的内在追求。这不仅依赖于全面的信息搜集与整理,而且依赖于快捷的信息传输与处理。从国家整合的角度衡量,不同类型国家的差别就在于国家对社会进行信息搜集、储存和加工能力的差异。在民族国家出现以前的各种传统国家形态中,信息的储存和传输或者依赖于人脑和口口相传,或者依赖于文字书写和印刷技术,无论何者,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整合能力都相对低下,地方社会基本上处于自在、自治的状态。电报、电话等现代通讯技术的出现大大提升了国家对社会的整合能力,伴随着这一变化,人类开始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但只有随着计算机、互联网、芯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兴起,民族国家才史无前例地真正实现领土空间的“透明化”和管理方式上的“即时性”。

  从这一角度而言,承载全球化的关键要件同样为民族国家的所亟需。现代通信技术帮助塑造了民族国家的面貌和治理方式,但反过来,民族国家的内在追求也促进了信息存储、传输、加工能力的发展,从而使全球化获得加速发展的动力。从这一角度而言,全球化的动力不仅来自于资本的逐利本性,也得益于民族国家的政治本性。正因为如此,吉登斯认为,全球化不仅没有终结民族国家,而且使民族国家脱清与传统国家形式的藕断丝连而进入到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时代。但问题在于,两者间的关系并非只有和谐和互促发展的关系,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全球化也像是其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不断给自身造成致命冲击。这一点对全球化而言同样如此,民族国家像是一个强大的制动器,给凯歌奋进的全球化进程打上一连串缓冲符。

  在20世纪中后期全球化狂飙突进的时期,经济全球化给民族国家带来的首先是各种致命冲击。比如,经济维度上的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国家安全维度上的“911事件”和全球恐怖主义的兴起,以及社会维度上的全球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其中任何一种都足以给单一民族国家造成致命打击。正在这种背景下,不少思想家认为民族国家这一国家类型业已过时,并提出了种种有关民族国家去向的设想,欧盟则承载着最为厚重的期望。但时至今日,民族国家不但没有如预期的那样消失,反而表现出一系列强劲的反弹:一方面是直接彰显民族国家的至上性以回应全球化的冲击。最明显者莫过于美国的特朗普主义,直接打着“美国至上”的旗帜,退出一度建立的各种全球合作网络,经济上则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显然不是孤例,英国、土耳其、俄罗斯等一系列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表现。同时,一度被寄予厚望的欧盟则因英国脱欧、移民等问题而经受严重考验。另一方面则是民族国家的联合行动,比如联合应对全球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变化、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新冠疫情等。面对民族国家的强劲复苏,人们普遍感受到一股强大的“逆全球化”浪潮,对全球化的维系出现明显的怀疑态度。

  这些事实表明,有必要从更加全面和更长周期的角度审视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民族国家终结论”仅看到20世纪中后期以来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冲击,“全球化怀疑观”则只看到晚近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强劲反弹。实际上,从较长周期来看,两者之间并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呈现出一种互有起落、交错发展的轨迹。由于难以逾越的国家主权、不断强化的国家能力等原因,民族国家在相当长时间内将很难被取代。同时,全球化也不会因为民族国家的一时反弹就退出历史舞台,不仅如此,还将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而进一步向纵深推进。从更加全面的角度来看,不能因为全球化或民族国家给对方造成的某方面冲击就否定其整体存在的可能。实际上,两者在经受对方冲击的同时,也从对方那里吸取了大量养分,从而使自身进一步变得强大。中国通过加入全球化浪潮而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经受过和经受着全球化的重重考验。正确认识两者间的关系,学会与全球化共存,对于中国下一步发展而言可谓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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