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文东（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系副主任）；陈春春（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讲师）；杨泽云（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农，天下之大业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和国家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目前，关于乡村振兴战略“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政策推动和具体落实已全面展开。

　　当前，我国农业人口已经有纯务农、半工半农、纯经商、纯务工、创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多种形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认识到这一事实，并以这一事实为前提分类推进农民的生产转型、收入转型、消费转型、保障转型，进而提升农民的生产现代化水平、生活水平和满意度，从而实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生产转型：从小农经济到一二三产融合的现代农业

　　“大国小农”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面。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高效发展，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小农户发展，在政策制定、工作部署、财力投放等各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加快构建扶持小农户发展的政策体系，注重惠农政策的公平性和普惠性，让党的农村政策阳光雨露惠及广大小农户。这就要求加快农民生产转型，积极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突破传统的农林牧渔第一产业发展格局，加快向侧重农产品深加工的第二产业和农产品流通等第三产业延伸，推动农村产业融合。

　　其一，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引导和鼓励城镇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兼业农户向新型经营主体流转土地，不断夯实以种田能手为主体的家庭农场队伍，实现土地资源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培育一支现代化的职业农民队伍，筑牢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的基础。其二，对经营自有承包地意愿较强的农民，则适时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和各种专业合作社，通过与专业服务组织和市场终端对接，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现代化。其三，通过政策支持，引导农民积极发展农业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包括农产品加工、农民创新创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其四，以农业生产托管为典型的农业生产性服务，有助于解决小农户自我“解决不了、解决不好、解决起来不经济”的生产问题。未来，要着力发挥其对农业生产的提质降险效应，从而促进农民从小农户生产模式中解放出来，为收入转型和多元化就业创造条件。

　　收入转型：从单纯依赖土地经营到收入来源多元化

　　2014年以后，我国农民的收入来源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工资性收入逐渐取代经营收入开始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丰富了农民的收入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占比分别为40.71%、35.48%、2.44%、21.37%。

　　收入结构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前述生产转型的必然结果，从“十四五”开始，要立足城乡融合发展和生产转型的客观要求，积极推进农民收入转型，确保农民持续增收和收入结构优化。其一，持续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提高农业效益，夯实农民持续增收的产业基础。其二，在保障农民种植等传统收入稳定增长的情况下，积极发挥创新创业和非农就业等的重要作用，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其三，本着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和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积极研究和落实保持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惯性的举措。例如，探索和优化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东、资金变股金的具体实现形式，促使农民收入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消费转型：从衣食住行到金融消费和教育消费

　　当前，农村居民生活已经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消费结构正在由吃、穿、住生存型消费向包含出行、娱乐、生活服务等的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过渡。但是，农村居民极少涉足金融消费和教育消费，容易错失通过金融消费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机会和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

　　受客观条件所限，大部分农民家庭尚未接触到理财、基金和期货等金融产品，选择活期和定期储蓄者居多，导致投资性或财产性收入来源匮乏。据笔者在基层的调研，有些地区的许多农民通过农业生产经营或外出务工、创业等，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储蓄。但是，金融知识的匮乏和理财等投资渠道的缺失，让农民未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收益等财产性收入的来源。另外，在调研中笔者也发现，有些设施农业保险、养殖业保险，覆盖面和赔付条件等还存在明显缺陷，导致农民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不足。首先，顶层设计上要重视农村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下沉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其次，压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和“卖者尽责”的信息披露义务，开发适宜农民金融素养水平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最后，在数字金融深刻重塑普惠金融的背景下，农村家庭杠杆率不断攀升。因此，社会和家庭要共同致力于提高农民金融素养，使其在合理涉足金融产品的同时，能够避免过度借贷等非理性行为。

　　家庭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生产和创造价值的能力，是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加收入的核心要素，也是拓展家庭成员就业空间和增加非农就业机会的重要手段。但是，农村居民长期忽视自身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则大多停留在维持义务教育阶段不辍学，导致家庭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容易滋生贫困和低收入的代际传递，不利于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进一步强化教育的基础支撑。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着力提升包括农村地区教育质量，甚至可以考虑适当提高各层次院校在农村地区的录取率。其次，增强农户的受教育意识，提高家庭在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的支出水平。第三，加强农业农村劳动力培训体系和服务能力建设，帮助农民提升就业素质和竞争能力。

　　保障转型：从“养儿防老”到农地养老+保险保障

　　提升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能力事关农民切身利益，有助于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传统中国农民看重“养儿防老”，农地承载的保障功能则备受争议。“乡土养老”强调农地对小农经济下老年农民的文化与精神价值、社会与政治意义。“社保养老”则支持以土地流转保障农民养老，认为土地流转可以使农民兼得流转金和务工收入。

　　根据年龄分层理论，年龄决定人和角色，老人群体内部呈现出明显的年龄层，不同年龄层在生产能力和代际家庭责任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忽视这种差异就无法准确理解当下农民养老状态的内部异质性和连续性，也就无法实现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基于此，应积极推进从养儿防老到人尽其力、地尽其用的梯度养老的保障转型。

　　保险是应对负向冲击的一种重要机制，农民的保障转型要有效利用保险这一现代化的风险管理工具。在顶层设计层面，低收入农户和脱贫户应该有保费补贴。在保险机制设计层面，保险产品应当丰富且具备一定的层次性，从而满足不同经济基础和风险偏好的农户需求。

　　总之，农民转型归根结底是人的转型发展。如果农民的生产方式、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和保障能力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没有足够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乡村振兴的质量就难言提高。同时，不同类型农民具有差异化的要素配置方式和经济选择机制，因此也就有着不同的转型路径，从而要求提高政策目标和工具的瞄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