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2021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在新起点上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理论叙事主要是基于中国社会和中国场景的理论框架，建立和创新中国特色国际传播叙事体系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在新时代，我国需要继续加大国际传播理论叙事创新，而核心问题则是在大变局中不断追求与世界各国的共通互融，真正跳出西方叙事框架来讲好中国故事。这样才能有效创新我国国际传播的叙事体系，从而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一、共同体理念是我国与世界的共通互融的叙事道义高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化了对世界性质的认识，有效提升了我国国际传播叙事的道义高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提升我国国际传播叙事的道义高峰，是因为其能因势利导凝炼出有利于全人类的公共理念，并提供与之匹配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独立于西方意识形态的非西方理念，为我国与世界继续保持共通互融的态势提供了指引。共同体理念不仅在理论层面为重塑国际传播秩序提供了中国概念和中国方案，还在国际传播实践层面提升自我信心，会有效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共通互融。

　　应该承认，目前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传播叙述格局仍未改变，“西强我弱”局面没有根本性逆转，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作为拥有超大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文化积淀的“文明型国家”，必将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和世界未来，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东升”趋势已无法阻挡。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是共通互融的叙事创新源泉

　　中国与世界的共通互融，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在国际传播中有效解释好自身的发展模式，并提出基于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的理论叙事，形成中国特色的叙事体系。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就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社会取得巨大成就。中国从全球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转变为全球近四十年来消除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从处于崩溃边缘的落后经济体跃升为全球经济增量最大贡献者；从对外封闭的内向型经济体转型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总之，中国在解决全球面临重大挑战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发展成就不是套用西方现成理论的结果，西方理论也无法解释好中国实践。上述这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恰是中国国际传播理论叙事创新的源泉，可以推动中国实践和模式走向世界，并在与世界共通互融过程中升华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叙事体系。

　　在过去10年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个核心要旨引领下，在中央部门和各新闻单位及高校科研专家队伍的协同合作中，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产出一批兼具理论意识与问题导向的研究成果，新型对外传播智库平台不断涌现，一批在对外实践中能够紧密围绕中国与世界，积极宣讲中国发展成就生动案例的优秀“对外传播人”崭露头角。

　　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仍然面临着一定程度上的“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叫响难信任”的现实困难，中国不能也不应成为验证西方理论假设的社会和媒体的试验场，而应该成为自主知识的创新地，既要讲好中国故事，又要在与世界共通互融中，构建中国国际传播理论叙事体系。

　　在创新中国国际传播理论叙事中，首先要摆脱对西方叙事体系的过度依赖，自觉投身到中国社会实践场景中，凝练出中国的理论叙事概念，然后再返回到中国社会实践中去验证。不过，在坚持以中国问题和中国叙事框架为底色同时，我们也不应排斥西方经验和西方知识体系，相反应继续吸收包括西方在内的先进国际传播经验和成熟知识成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处理好全球传播知识生产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并以平等、共通互融的姿态与包括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内的全球各国开展交流互鉴，实现与世界共通和互融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创新共通互融的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的理论叙事范式。

　　三、推动共通互融成为国际传播的世界性叙事共识

　　共通互融的国际传播实践过程需要摒弃偏见，本着坦诚和开放态度开展国际交流和互通，并在最大程度上来实现国际理解的基础上，形成国际传播的世界性叙事共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共通互融既可作为我国国际传播的重要目标，也可以作为国际传播的实现手段。

　　首先，中国国际传播的共通互融概念有助于逐步消解美国西方国家“二元对立”主体范式。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学术界一直存在东方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与“专制独裁”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等“二元对立”的叙事体系，并据此把对整个世界主体分为两个阵营。这种二元对立论也反映到国际传播中。美国和西方国家迄今仍以“民主自由”主体自居，把其他国家则归入“非民主自由”的“他者”客体，占据着对“他者”自我优越的道德想象和学术高地。在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体系中，东方国家从来只能作为客体附庸在西方主体之下，东方世界陷入“东方无法表述东方、东方必须由西方来表述”的困境中，形成了西方与东方之间不平等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作为东方国家的代表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用成功的社会实践和治理模式正在对东西方世界二元对立的格局产生实质性影响，并逐步提出挑战。可以说，中国的共同体理念和国际传播理论叙事正在撼动着东西方的“二元对立”体系。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注重把美国和西方国家视为共同体的平等一员，以此来寻求最充分的国际共通和互融和理解，达成国际理解的战略目标。

　　其次，共通互融概念能够有效融通国内多元叙事场域，创新国际传播叙事理论和实践模式。一方面，内外有别的国际叙事实践一直是中国国际传播的理念。但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和互联网信息技术普及化，国际传播渠道内外分明的局面逐步被打破，中国内宣的信息传播能轻易跨越国界，成为国际传播叙事组成部分。在新时代国际传播环境中，内外有别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内外叙事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个从内外有别国际叙事实践走向内外叙事融合的趋势，也提出了国际传播的理论叙事框架和内涵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走向国际传播理论叙事共通互融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共通互融叙事概念以共同体理念和国际传播实践为基础，能够推动我国在传播领域日渐强大的理论叙事转化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真实力量，在进一步畅通国家国际传播叙事与世界的共通互融的基础上，为国际传播叙事理论和实践模式，以及全世界的互通共融提供一种创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