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小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高质量发展是党对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也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一个全新的命题。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3月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运用。

　　一

　　在世界经济史上，许多国家出现过高速经济增长，但一般都不超过10年。而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按照西方经济学逻辑，经济增长需要具备良好的初始条件，包括强大的综合国力、完善的基础设施、充足的资源等。中国却在当时并不具备经济高速发展的条件下取得了快速发展，因此一些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仅仅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驱动，而没有得到生产率提高的支撑，所以这种奇迹只是粗放式的“数量型增长”。

　　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是，快速增长大多出现“经济起飞”阶段。国家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存在这样一个发展规律，即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为了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往往需要追求一定程度的高速增长来实现经济起飞。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把国家经济发展分为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和富裕导向四个阶段。在发展程度较低时，选择要素导向和投资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发展程度达到一定高度时，就会选择创新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方式。中国经济增长符合从量变到质变、再到新的量变和质变的经济演进的一般规律。在我国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发展更多表现为“规模扩张”和“要素驱动”。在“经济起飞”阶段，中国具有人口红利，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生产要素由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转移。《经济增长导论》中提到，“如果经济基础因素的改革把经济体中的激励机制从鼓励转移转向鼓励生产性活动，就可以起到鼓励投资、技能积累、技术转变和更有效地利用这些投资的有效使用。”中国在不断吸收来自农业部门的大规模劳动力的同时，释放出被传统体制压抑的生产力，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了经济超常持续增长态势。

　　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已达到极限，依靠高投资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积累了大量结构性、体制性的矛盾，质量问题就凸显出来，如资源和环境瓶颈的制约越来越突出；要素投入的边际效应递减；人口红利衰竭；相当数量的资金、土地、劳动力资源沉淀在严重过剩产能、高污染产业中等，这些负外部性使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

　　二

　　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与数量型增长阶段相比，高质量发展具有全新的特点：

　　主要矛盾的解决方式，从满足于温饱转向人的全面发展。改革开放40余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济增速是关键。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已从较低层次的物质文化需求转向较高层次、较高质量生活的需求，反映了我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限制已从落后的生产力转变为低质量的发展模式，经济质量是关键。因此，必须以质量革命为主线，继续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产品的供给能力和质量，努力满足广大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美好愿景与强烈诉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其本质内涵是一种能够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这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目标不谋而合。

　　资源配置方式，从帕累托改进到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是运用有限的资源形成一定的资产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以及地区结构。在数量型增长阶段，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的重新配置，通常导致资本回报和劳动报酬的提高。因此，生产率趋同和提高的这个库兹涅茨过程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但由于价格机制调节产品和服务的供求分析是基于不完全信息和有限理性做出的，难以摆脱市场失灵困境。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颠覆性技术的涌现和应用不仅加速了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深度融合，使得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也让传统资源配置方式发生变革，要素资源范畴进一步扩大，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和战略资源，资源配置向帕累托最优演进。

　　国家治理方式，从数量型政策转向更加强调质量型政策。无论是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是高质量发展，其本质特征都应是社会所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量的增加。马克思认为，任何社会形式下的经济发展都具有一般的物质属性，经济增长的实质是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且“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在实践中，促进社会财富总量增加的政策体系却有很大的不同。在数量型增长阶段，主要依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这些数量型政策，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政策体系不仅需要数量型政策，而且更加强调质量型政策。不仅需要短期政策来保增长和保就业，也更加强调通过长期政策来提升质量和效益，在这一政策体系中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政策、技术创新政策等质量型政策的作用。因此，高质量发展更是质量与数量的统一，需要建立多层次、多维度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微观方面，要坚持市场标准，表现为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系统化。在宏观方面，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效率标准，以创新为动力积极释放经济发展潜能。在中观方面，要坚持结构标准，体现为靠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来实现速度。

　　对外开放方式，从流动性开放向制度性高水平开放转型。上一轮开放，是以商品和要素流动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本质特征，主要是通过降低边界准入门槛以打通国内外市场，使商品及要素在全球市场充分流动并实现最优配置。在新一轮开放中，中国要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等规则层面深入融合全球化体系，通过“制度性开放”，进一步提高全球经济治理水平。如果说，通过上一轮的流动性开放，中国在全球资源配置中获得了商品、资本、技术等狭义的经济要素，那么在新一轮的制度性开放中，中国能够在全球资源配置中获得规则、管理、标准等广义的经济社会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