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晨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创造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文明阶段或文明性质来讲，它属于社会主义新文明。从具体的文明形态来讲，它又深深打上了中华文明的烙印，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相互激发、交融创造的产物。

　　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再造，为中华文明赋予了一种现代新形式，使中华文明展现出一种现代新样态。而这之所以可能，在根本上是因为它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指向一种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未来社会主义新文明。

　　中国共产党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是一项重大的理论创新，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文明自觉与文明自信。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它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也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生成的，并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不断走向完善和成熟。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首先需要把握与其相对的人类文明旧形态之“旧”，其次需要从理论上讲清楚文明形态与文明阶段的关系，最后还要在此基础上，从文明发展和演进的角度，深刻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在何处。

　　人类文明形态之“旧”

　　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显然针对的是人类文明旧形态之“旧”。问题在于，旧的文明形态指什么？

　　不妨先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针对的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对于其他模式的社会主义，着重突出的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与西方资本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强调自身是“社会主义”。故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同于封闭僵化的老路，又不同于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式现代化，从当下来看，无疑主要针对的是西方式现代化，因为现存的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主要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历史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又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

　　如果进一步深思，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在根本上针对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与西方式现代化，这一方面是因为苏联早已成了历史，失去了现实性，另一方面更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的区别是性质上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传统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与苏联式现代化的区别却仍是社会主义内部的，它们都是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只不过，后者最终失败了，前者却走向了成功，更能代表社会主义的未来走向和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

　　故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所针对的人类文明旧形态，在根本上就是指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亦即西方式现代化所创造、所代表的一种文明形态。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尤其是在推翻封建主义政治经济统治、瓦解封建主义旧文明形态的过程中，资本主义文明也曾经是一种先进的新型文明形态，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这也是西方式现代化的重要贡献。但与此同时，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仍然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在一小部分资产阶级统治者对广大民众尤其无产阶级大众的剥削和压迫基础上，就此而言，它在根本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于前资本主义或前现代的文明形态的。正是因此，也可以说，所谓人类文明旧形态是指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及其之前其他文明形态在内的一切阶级社会的文明形态。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绽放出人类文明新的曙光。在此之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实践上已经历了发展鼎盛的时期，并走上了对外扩张、殖民侵略的帝国主义道路，几乎把全世界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但同时，它也开始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因为发展不平衡而必然导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其结果是，历史既然无法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权力利益关系的调整，最终便选择了以暴烈的方式，也就是通过战争进行调整。二战后，在应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带来的挑战和压力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进行了自我调整。在苏联解体后，美国式资本主义文明宣布自己大获全胜，声称“历史已经终结”，一度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超强自信。

　　然而，苏联模式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人类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仍在继续，其中最具代表性、成就最突出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神话，削弱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霸权，为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提供了一种不仅更新也更好的可能性。

　　文明形态与文明阶段

　　为了更好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还需要深刻把握文明形态与文明阶段的关系。当我们讲人类文明形态从“旧”发展到“新”时，显然蕴含着文明阶段论，但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化绝不是简单地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线性发展过程。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除了时间维度之外，还必须注重空间维度。任何一种人类文明形态的生成与演化都是具体历史的，都处在特定的时空交织的复杂结构中。

　　实际上，人类文明最初是在地球上不同区域分散地形成和发展的。虽然这些不同的区域总的来讲都具有比较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但因为这些具体条件又都是不同的，从中生成的不同文明从一开始也就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展现出不同的形态。可以说，人类文明形态一开始主要呈现为空间维度上的差异，时间维度上的演进倒是其次。不同区域不同的文明形态既具有共性，也具有个性，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人类诸文明古国所展现的不同文明形态是最好的说明。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这些分散在不同区域的不同文明形态当然并不是全然隔离的，它们总是可能会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产生关联，进行交流，甚至彼此交融，促使特定的文明形态进行自我更新。但总的来讲，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在人类世界不同区域还没有被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连接为一个整体之前，“人类文明”还构不成一个总体性概念，不同区域不同文明的交流交融还是比较分散和有限的。正是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中，也就是在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的生成中，人类才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阶段。一种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新的文明意识诞生了。从西方产生并向全球扩展的现代资本主义把自己视为真正的“文明”或“文明”本身，而别的区域不同的文明形态却被视为“半文明”甚或“野蛮”。由此，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也就成了一种“普遍文明”，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最终目标或最高理想。

　　这种新的文明意识无疑是建立在启蒙主义、进步主义的基础上，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并且也是“历史终结论”的渊薮。一种线性的文明阶段论由此呼之欲出。最简单的就是把人类文明发展划分为前现代与现代，或者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认为人类文明发展就是要从传统走向现代。实际上，即便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文明很大程度上也是指发端于西欧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现代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不过马克思的主要工作恰恰是为了表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也只是人类文明史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它在根本上无法克服自身的内在矛盾，最终必然会被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所代替，那就是未来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文明。

　　总的来看，马克思指出了人类文明发展经历三个重要阶段，即：前“现代”建立在人的统治基础上的封建主义文明阶段，“现代”建立在物的统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文明阶段，后“现代”建立在人的自由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文明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需要强调的是，这只是就人类文明发展演化的不同阶段给出了总体图景，至于人类社会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如何在自己所置身、所面对的特定条件下发展演化，必然是一个非线性非均衡的具体历史过程。故而，人类文明会在时空交织中具体呈现为错综复杂的各种不同的样貌与形态。

　　我们现在还处在马克思所指明的从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和发展的历史阶段，世界资本主义仍在总体结构层面占据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文明已经不再能够以新的文明形态自居。作为旧文明形态的资本主义文明，本身在不同的区域、国家、宗教传统中也呈现为具体不同的样貌与形态。包括其在内的人类文明总体向社会主义新文明的演化，自然也注定会是一个充满各种各样差异的长期历史过程。人类文明形态从一开始就是多样的，在向社会主义新文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也一定会是多样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创造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文明阶段或文明性质来讲，它属于社会主义新文明。从具体的文明形态来讲，它又深深打上了中华文明的烙印，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相互激发、交融创造的产物。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在何处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再造，为中华文明赋予了一种现代新形式，使中华文明展现出一种现代新样态。而这之所以可能，在根本上是因为它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指向一种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未来社会主义新文明。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并不能代表人类文明的未来。包括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内并以其为最高发展阶段的人类文明旧形态，典型特征就是社会分化分层最终导向阶级矛盾、阶级冲突的加剧，阶级斗争成了必然归宿。所以旧文明形态是一种冲突型、纷争型文明，人对人的剥削与压迫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常态。正是因此，旧文明形态蕴含着巨大的“文明悖论”。也就是说，人类文明在不断取得发展进步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很多野蛮的东西。在一个所谓“文明社会”里，文明与野蛮是混杂在一起的。

　　人类文明新形态实际上就是要面对和解决这样一种“文明悖论”，消除旧文明形态中不合理的东西。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新型现代社会主义文明，指向一种新型共同体的构建，代表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其最高目标和终极理想就是要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相较于过去阶级社会中的冲突型文明或纷争型文明，或许可以把新文明形态称为和合型文明或共生型文明。

　　用“共生”来描述新文明形态最好不过。“共生”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所指向的一种核心价值，也是马克思主义文明理想的题中之义。同时，和合共生也是中华文明的一种核心价值，中华文化常被称为和合文化。“和合”二字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和合的结果就是共生，而共生的内在要求是和合。共生的生，是生生不息的生，是生命生机生长生成的生。中华文明就有一股生生不息的力量，所以能够赓续传承数千年而不绝。新文明形态的生成离不开中华文明的贡献，并且中华文明肩负着为人类文明开生面、开新局的使命。

　　总之，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方面是由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所以能够代表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它要重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要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它也融合了中华文明的鲜明取向。中华文明大体上反映出一种中华传统的社会主义取向，显示出很强的伦理本位的文明特质。在中华文明传统中，“理性”很大程度上也是具有实践的、伦理的、情感的意味，而不是那种抽象的、僵化的、冷冰冰的计算理性。后者是西方现代理性主义的特点，其结果必然是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与技术主义的极度扩张。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继承发展中华文明传统里面很好的东西，比如重伦理、重实践的这一面，同时也要加强对“科学”“民主”等现代性因素的重视，为现代社会主义伦理的实践与实现提供技术、物质、组织、制度等方面的保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完善与成熟不断积累条件。现代中国有了一个崭新的超级组织是过去没有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本身也是一个具有精神品质与崇高理想，高度重视伦理实践与德性养成的组织。同时，现代中国也有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以及过去不具备的科学技术和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交融，不是简单的文明理念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弥补了中华文明因自身特质而本不具有的很多现代性因素。马克思主义有非常强的现代性，它本身就是旨在超越和扬弃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新型现代性，所以它能指引新文明形态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又带有中华文明所具有的那样一种重伦理、重德性的文明取向，所以它与中华文明也能够很好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完善和成熟，需要这样的深度结合与融合。

　　从文化来理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自我理解。中华文明传统重视文化，中国共产党也一直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也需要文化基础。这需要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种结合不是形式性的，而是要深入彼此内部，发生化学反应，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方面是历史地生成的，只能在既有实际条件约束下进行结构性演化，另一方面又离不开自觉创造，特别是充满历史主动精神和主观能动性的文明实践。这种创造精神在根本上也是源于文化自觉，源于我们可以有意识地用一种新的文化、新的文明观，去指引自己的实践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