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昉（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以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表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早在1992年就降到保持人口规模稳定所需的2.1这个更替水平之下。30年后的2022年，中国开始人口负增长，在统计意义上也就顺理成章。如何应对这个人口新形势，受到学术圈、决策层乃至舆论界的热切关注。我们有没有机会摆脱目前的低生育状况，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重大课题。

　　历史上，经济学家所提解决人口停滞的对策得到采纳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困扰当今世界的人口减速和停滞现象，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显现过一次，虽然就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而言不可同日而语。人口停滞及其可能对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得到当时一些重要经济学家的关注。他们不仅著书立说，尝试突破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人口与发展关系范式，还面向大众传播新理念、游说甚至直接参与政策制定，影响了战后欧美国家经济体制和社会政策的选择，改变了这些国家的人口转变路径和经济发展轨迹。

　　就其身后留下的重要学术贡献和政策遗产，以及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的作用而论，经济学说史上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与当时人口问题的重大讨论也密切关联着。例如，冈纳·缪尔达尔对人口停滞的危害做出了警示，撼动了瑞典乃至北欧学者和决策者对人口与发展关系的传统认知，他本人也身体力行地推动了瑞典的福利国家建设。英国的梅纳德·凯恩斯和有着“美国的凯恩斯”之誉的阿尔文·汉森，虽然两人身在大西洋两端，却不约而同地阐述了人口停滞造成需求侧冲击，进而阻碍经济增长的原理，汉森还首创了如今在宏观经济学界再度流行的“长期停滞”这个概念。应该说，与人口问题相关的思想和理论，从一开始就没有局限在学术象牙塔内，而是在大众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在议会里进行过充分争论，进而成为政府制定和执行的政策。

　　由三条支柱撑起的人口与发展关系新范式

　　有趣的是，这些经济学家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在几乎不相往来的情况下，以相同的口吻表达了对于人口问题的危机感，都尝试颠覆既有的人口与发展关系范式，并且亲身参与推动了社会福利体系的构建。从战后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欧美主要国家分别完成了福利国家建设，不仅促进了战后的经济快速复苏、生活质量的跃升、中产阶级的兴起，更出人意料地迎来一个婴儿潮。从实践的角度，这不啻一项有益的社会工程和成功的社会实验。从研究的角度，这段史实也堪称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准自然实验案例。那么，为什么历史呈现出一个人口危机提出的问题最终以福利国家建成而得以解决的反馈关系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搭建一个理论和经验相结合的三位一体认知框架，或者说构建一个由三条支柱撑起的人口与发展关系新范式，这样，人口危机的应对之策才有制度根基。

　　支柱一：存在一个相当于更替水平的普世生育率。从统计意义上说，2.1这个总和生育率，是定义生育率高或低的临界点（即低于该水平就属于低生育率），也显示了避免人口负增长从而人口规模萎缩的更替水平，即两个孩子才足以替代父母二人。与此同时，来自不同国家的意愿调查、多学科的理论阐释，以及历史叙事和跨国数据分析也指出，2.1这个生育率或每个家庭生育两个孩子，也是家庭的理想生育意愿。如果这个生育水平具有不分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性，便可以称之为普世生育率。这就意味着，任何由于共同或特殊的因素，实际生育率偏离这一水平的国家，都有机会借助自然形成或人为创造的条件，实现对普世生育率的回归。

　　支柱二：社会流动状况决定性地影响生育意愿。在当代社会，人们可以列出一个导致生育意愿低迷原因的冗长清单，涉及家庭收入和时间的紧预算约束、生殖服务的供给不足、教育的机会缺乏和成本高昂、岗位数量不足和就业质量低下、性别平等程度低等等。如果让我们来选择一个概念，使其既具有更大程度的基础性、概括性和针对性，又能够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范式的话，上述影响生育率因素的共同归结点便是社会流动的不充分。从家庭的角度来说，人们是否具备一种良好的预期，在终其一生乃至跨代的时间框架内实现向上的流动，从根本上决定他们的生育取向和抉择。

　　支柱三：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为社会流动提供制度保障。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可取之处在于，它在家庭层面上把生育意愿和生育选择与社会流动联系起来。阻碍社会流动的一个恒久因素，便是伴随生命周期的风险乃至跨代的不确定性。而社会福利体系则是处置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制度安排。丹麦社会学家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把福利国家区分为出发点和效果迥异的“三个世界”，通过实证分析指出，福利国家良好发挥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需要以恰当的制度设计为条件。以工薪阶层利益为着眼点，关注就业和性别平等的北欧福利国家模式，最有利于为各阶层提供平等的机会，因而能够最充分促进“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为福利国家与社会流动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

　　低生育率陷阱绝非宿命，摆脱低生育率陷阱亦非易事

　　中国的低生育率，既是长期控制人口的政策遗产，也遵循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针对特殊历史原因，从对家庭孩子数的严格限制到逐步放宽，进而转向鼓励生育的政策调整，对于摆脱低生育率陷阱是不可或缺的一步。然而，人口是一个既长且慢的变量，与经济社会发展互为因果；作为决定性影响人口动态和格局的因素，生育水平是在不同的制度土壤中形成和变化的。人口与发展关系的新范式，至少给我们提供两个重要的启示：一方面，低生育率陷阱绝非宿命，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有可能避免或摆脱；另一方面，摆脱低生育率陷阱亦非易事，需要以历史耐心持续推进制度建设。换句话说，那些短周期、碎片化、急就章式的举措固然有益，却不足以在短期内改变既有人口格局；摆脱低生育率陷阱，胜算在于按照有利于促进社会流动的要求，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福利国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