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包存宽（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李红丽（复旦大学大气与海洋科学系助理研究员）

　　能源作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发展以风光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能源，优化能源结构，构建新能源体系，实现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既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路径，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必须采取的共同行动。与其说这是从化石能源走向新能源的绿色转型，不如说人类正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能源革命。

　　新能源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甚至是生产工艺的重大改进，都可能带来社会结构、经济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传统化石能源具有很强的“垄断性”。一方面，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是不可再生的，而且其开采、运输、转化、使用过程产生大量污染物和温室气体，不仅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而且造成全球气候变化。另一方面，化石能源资源禀赋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分布极不均衡，并且因能源设施“重资本”而呈现“超级垄断”的局面，这对于能源资源匮乏的国家和地区以及低收入人群来说难以实现“能源民主”和“能源自由”。

　　相对于传统的化石能源，风能和太阳能等资源的全球分布要均衡很多，可谓“阳光普照”。以风能发电、光伏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具有很强的制造业属性，或者说基于“科技创新+装备制造”和“阳光普照”的可再生资源，不仅可以减少对特定地区或国家的能源依赖，提高各国各地的能源自主性，尤其是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低收入人群提供可及的能源，让更多地区的人们能够享受到现代能源带来的便利和社会整体福祉的改善，有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提高清洁能源的全球可及性，中国贡献不容忽视。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指出，中国向其他国家提供相关服务和支持，显著提升了清洁能源技术的可及性，降低了全球使用绿色技术的成本。中国依靠技术创新、完善的产供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实现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全球能源结构的转型，为全球提供了绿色、可持续的能源解决方案，给各国带来的是绿色发展机遇。中国的风电、光伏产品已经出口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清洁、可靠、用得起的能源，而且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低碳发展和碳减排努力。202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5.1亿千瓦，中国贡献超过一半。据统计，2022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为其他国家减排二氧化碳约5.73亿吨，加上中国国内的减排量约22.6亿吨，合计约占全球同期可再生能源折算碳减排量的41%。10多年来，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国际组织积极建立绿色低碳发展合作机制，携手推动绿色发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让绿色切实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

　　除此之外，2023年，中国量产先进光伏电池转换效率达到25.5%。兆瓦级风电整机已形成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多条成熟技术路线。新能源车用动力电池在电池能量密度、寿命和安全性等技术指标上位居世界前列。随着风电大容量机组、光伏发电高效晶体硅电池、钙钛矿电池等不断发展，中国正在推动风电、光伏发电成本进一步下降，为发展中国家快速部署可再生能源创造更多难得的机遇，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自主。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发布《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统计2024》报告指出，过去10年，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60%和80%，其中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创新、中国制造、中国工程。这些数据不仅反映了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强劲动力，也折射出惠及世界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澎湃活力。

　　然而，新能源的发展是一场全方位的变革，是一场向着绿色未来的赛跑。一方面，我国目前依然存在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能源效率偏低的严峻形势。要实现“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能源的转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非常迫切又异常复杂，要扬长补短，在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等各领域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另一方面，风光等新能源本身具有随机性、波动性、间歇性等特点，在新能源比例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保证输出电力稳定、安全的压力就越大。而且，干旱、热浪、飓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也将给新能源系统带来更大压力。气象学家预测，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将上升，未来全球短期电力危机或将增多。比如，持续干旱会严重干扰水力发电，影响发电厂生产率，伴随而来的热浪则进一步推高电力需求，飓风也会破坏能源基础设施等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顺应全球经济绿色转型大趋势，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实现了新能源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展望未来，中国将基于自身及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谋划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实现“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和“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为中国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内生动力。

　　首先，新能源发展关键还是要牢牢抓住科技创新的“牛鼻子”。发挥科技创新第一动力作用，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加快原创性、核心性和颠覆性技术供给，构建绿色能源技术创新体系，继续保持国家在新能源及相关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先进制造优势，进一步提高国家新能源的科技竞争力和产业自主可控能力。

　　其次，充分利用好市场机制和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能源转型正在引领构建一个全新的零碳经济体系，将会引发数以百万亿计的投资和产业机遇，一大批新的技术、新的行业、新的业态、新的商业模式正在诞生，或者已经诞生。未来须充分利用好市场机制和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基于“技术创新+先进制造+丰富场景”进一步推动新能源技术创新和发电、生产以及运行成本的持续下降，不断推动光伏、风电等新能源产业快速形成规模优势和供应链优势，为中国及全球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

　　再次，更好发挥政府的制度引领和“兜底”作用。政府应当进行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划，引导新能源产业有序发展，在生产、运输、消纳等产业链各环节，系统性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新能源发展需要对一些现有制度进行改革，进一步聚焦于能源安全，提供更多制度性保障。如风能、太阳能发电用地的用地类型划分，还需要更加切合实际的制度性安排。此外，风能、太阳能相关设备生产制造及废弃后回收、处理处置等环节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也不容忽视。

　　最后，全方位加强能源国际合作。我们既需要深化新能源科技创新国际合作，有序推进新能源产业链合作，构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共赢新模式，也需要深度参与国际能源治理变革，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要全面推进全球能源安全战略，坚定走能源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要积极推动跨国、跨区域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尤其是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广泛开展能源投资、贸易、产能、技术标准等领域合作。要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积极推动全球能源低碳转型，携手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