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求：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的宏观目标，就是以更高的人口整体素质、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为内涵的人口高质量发展。

　　人口均衡发展与人口高质量发展

　　随着中国人口发展进入新常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人口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人口发展中显现的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性特征，是人口发展不均衡的诸种表现。从1982年、2012年和2023年的数据，可以观察不同年龄组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一是0—14岁儿童人口比重持续下降，在这3个年份里分别为33.6%、16.5%和16.3%；二是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经历了先上升，达到峰值并越过转折点后迅速下降的倒U字形轨迹，在这3个年份里分别为61.5%、74.1%和68.3%；三是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老龄化率）持续提高，在这3个年份里分别为4.9%、9.4%和15.4%。

　　各地区在人口格局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性，同经济社会发展表现密切相关。2022年，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人口分化十分显著，人口自然增长率产生从8.8‰到－5.8‰的悬殊幅度，老龄化率则有从20.0%到5.9%的高低差距。人口增长率与老龄化程度都是人口转变的结果和人口格局的表现，两者密切相关。中国各省级区划单位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老龄化率之间具有高达－0.883的相关系数。同时，人口格局也与经济发展具有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区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也高达0.889。

　　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既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和主要内容，也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前提条件。在人口均衡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两个要求之间，表现为一种递进的关系，理解两者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着眼。一是人口发展新常态及其挑战，最直接表现在人口发展的一系列不均衡结果以及不可持续因素上面，反映在包括生育水平、年龄结构、数量与素质、区域格局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关系等方面。二是人口发展质量正是孕育于上述这些方面之中，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与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在手段和目标上都是高度一致的。旨在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政策努力，包括推动形成适度生育水平以稳定人口规模、形成经济和社会合理的人口区域分布、培育与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相适应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正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达到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必由之路。

　　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的着眼点和发力点

　　人口的现实格局是历史形成的，每个时期的人口特征都由以往的人口转变所决定，人口现状可以说是过去人口变化的“回声”。中国的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在从1960年人口负增长中得到恢复的过程中，1962—1973年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在20‰以上。随后便发生对应这一婴儿潮的人口回声。第一波，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儿童人口的数量增长和比重提高十分迅速，直到80年代才趋于减速。第二波，在1980—2010年期间，年轻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增长和比重提高十分迅速，形成了“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有利人口结构，为这一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特殊源泉——人口红利。第三波，以年轻劳动力开始更快增长的年份为基准，过了30—4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经历一段时间负增长，老年人口的数量增长和比重提高趋于显著加速。正是以这个人口回声效应为参照，《决定》做出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的重要部署，特别从以下方面强调了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的着眼点和发力点。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1这个更替水平上，不仅是保持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目标，也是在理想条件下家庭所期望的孩子数。从极低生育率向这个水平回归，受到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的制约。生育率在低水平长期徘徊后回升到更替水平，国际上几乎没有先例。促进生育率向这个方向尽可能靠近，例如按照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中设想的水平，即到2030年总和生育率为1.8，应该成为政策目标，并引导家庭以行动响应。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政府推动形成体系和完善机制，明显加大政策支持和激励力度，通过家庭和社会的激励相容和共同努力，促进总和生育率回升到更可持续的水平。

　　着眼全生命周期提高人口综合素质，培育和发挥新人口红利。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在实践中产生于特殊的人口转变时期，即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其他年龄人口、形成人口抚养比低且持续下降的格局。传统的人口红利是与特定的人口结构特征相联系的，一旦这种年龄结构不再存在，传统人口红利支撑的增长动能也就减弱。这并不意味着广义人口红利消失，或经济增长从此失去动力。以转换认识范式为前提，重新定义并着力培育人口红利，即通过促进儿童早期发展、实现托幼一体化、延伸义务教育和国民教育、鼓励终身学习和职业培训等，提高所有年龄组人口的综合素质，完全有机会形成新人口红利，为经济在合理区间增长提供支撑。同时，以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为条件，着力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使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

　　完善政策机制，促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中国的人均GDP于2023年达到12614美元，在到2035年达到24000美元的发展过程中，老龄化率始终高于这个发展阶段上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将始终伴随着未富先老的特点。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既明显增进老年人福祉，也充分发挥老年人庞大的人力资源和消费力，是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

　　一是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和服务的覆盖率及均等化水平，确保老年人生活品质的提高与现代化进程同步。二是创造条件增强大龄劳动者的就业意愿和就业能力，提高老年人的经济社会活动参与水平，为有意愿的老年群体创造多样化、个性化的就业岗位和社会活动形式，扩大和延续人口红利。三是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满足老龄化社会的特殊消费需求，在免除老年人后顾之忧的前提下，发挥他们作为消费者的积极功能。

　　用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期

　　人口发展新常态既带来严峻的挑战，也孕育新的机会，必须牢牢把握机遇。从现在起到2035年，对于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说，是一个不应忽略的机会窗口。

　　一方面，中国经济仍有潜力保持合理增长速度。根据对潜在增长率的预测，在2035年之前，中国经济能够以年均4.7%的速度增长。无论是从人均GDP所代表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还是从老龄化率所表示的人口转变阶段来看，鲜有其他国家在相同阶段上，能够达到这样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能够以较快速度继续扩大，确保中国的投入增长足以支撑人力资本的加速培养，以及可持续增长能力的持续提高。这足以保证有充分的资源，支撑实施应对少子化和老龄化的人口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出生人口和儿童人数减少和比重下降，导致少儿人口抚养比下降。在2035年之前，17岁以下儿童和6岁以下儿童都将以年均3%的速度减少，意味着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资源约束大幅度减弱。经济的增长和儿童人数的减少两个趋势同时存在表明，以往的劳动力、人力资本、物质基础和创新能力的存量将继续得到释放，培育和增强这些发展因素增量的保障水平也在提高。这是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的难得机遇，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利窗口期。

　　这个窗口期对于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要求明显扩大资源的投入。窗口期的核心就在于这是一个负担趋于减轻、资源相对丰富的发展时期。国际经验表明，在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上，公共品边界显著得到拓展，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表现出大幅增长的特征，政府通常倾向于提供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并承担更多的支出责任。这个一般趋势在中国的体现，与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的要求和做法高度一致，也将经过大体相同的实现路径。从时间上说，这个机会窗口既非永恒，也不会长期延续，必须清楚认识、牢牢把握和充分利用这个有利的窗口期，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在应对少子化、老龄化挑战的同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要求，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推进教育发展和改革，显著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高速增长时期，得益于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等学校扩大招生两次教育大飞跃。培育新人口红利也需要一个同等幅度、同等效应的教育飞跃。相应的改革着眼点，一方面在于延长受教育年限，另一方面在于教育资源的更充分投入和更均等配置，让城乡所有年龄段人群都获得以基本公共服务形式提供的更优质教育。要特别关注学前教育、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等保障机制，逐步扩大以义务教育阶段为重点的免费教育范围。

　　提高城乡基本养老的保障水平、普惠性和均等化程度，提高全体老年人福祉。经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提高这个体系功效的重点，在于补足现存的体制机制短板和缺项，通过改革缩小乃至消除既有的覆盖水平的缺口和保障水平的差距。特别要着眼于提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均等化程度。与此同时，增强各种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项目之间的整合性和互补性，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统一、普惠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从全生命周期形成稳定、良好的预期，促进生育意愿、老年人口获得感与民生福祉同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