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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一鸣(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当前,经济转型和动能转换进入关键期。从经济转型看,过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往往采取发债上项目等方式拉动投资,通过投资带动经济增长。虽然投资能带动一定的当期需求,但最终会转化为供给能力,而供大于求的“剩余”部分主要通过扩大出口得以释放。随着我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超过30%,扩大出口面临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从新旧动能转换看,房地产业是过去一个时期拉动经济的主要动能,随着市场供需深刻变化,房地产业进入深度调整期。近年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设备等“新三样”增势强劲,但短期内还难以抵补房地产深度调整形成的缺口。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路径
新旧动能转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面对压力与挑战,必须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一是加快培育科技创新新动能。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根本上说要依靠科技创新。首先,要从“跟随型”创新转向“引领型”创新。过去在技术追赶阶段,科技进步的主要路径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技术源头在海外,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较为薄弱。面向未来,科技创新要从“技术追赶”转向构建“局部领先优势”,形成必要的反制能力,增强在国际科技竞争中的主动权。其次,从终端产品创新转向中间品创新。随着我国制造能力大幅提升,在终端产品领域如核电、水轮机、高铁等方面,形成了国际竞争力,但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工业软件等中间品,部分仍要依赖进口。中间品迭代快、技术含量高、专业化分工细,创新难度大,必须在技术上实现突破。再次,从集成创新转向原始创新。无论是构筑局部领先优势,还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都需要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增强原始创新能力。要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在更多领域跻身国际领先行列。
二是培育产业升级新动能。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支持多技术路线探索和交叉融合,推进应用场景建设,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前瞻布局人形机器人、下一代互联网、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一批未来产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推动智能制造单元、智能产线、智能车间建设,实现全要素全环节的动态感知、互联互通、数据集成和智能控制,加快新一代智能制造发展。
三是培育新型城镇化新动能。按照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如果农业转移人口按照城市居民消费方式消费,人均消费支出将增长30%左右。我国近3亿农业转移人口消费需求增长30%,将在需求端形成新动能。
四是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截至2024年9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17.3亿千瓦,占我国发电总装机的54.7%,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分别达到4.8亿千瓦和7.7亿千瓦,总规模达到12.5亿千瓦,均居世界第一。2024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0.9%。绿色转型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提升金融服务对动能转换的适配性
适应经济转型和动能转换的需要,金融体系要进行适应性调整,发展科技金融、数字金融、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
第一,发展科技金融。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对传统重化工业有较为成熟的融资模式,但在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方面,金融体系仍存在不适应科技创新的融资需求和风险匹配问题。这就要求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系,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和天使投资基金,满足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科技企业的资金需求,支持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更多地投向科技创新;积极探索信贷融资支持科技创新的新模式,拓展商业银行参与股权投资支持科技创新的空间;运用区块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降低金融服务科技企业的风险和隐性成本。总之,要提高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力度、广度和精度,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第二,发展数字金融。产业数字金融通过深入产业链和场景,利用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风控等金融科技能力,构建科技、产业、金融的数字化连接模式,有效控制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服务从主体信用向交易信用转变,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推动产业升级开辟了新路径。要加快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创新授信和风控模式,完善监管框架和规则,推动金融机构与科技公司跨界合作,创新科技、产业、金融循环模式,重构合作共赢的产业生态。
第三,发展普惠金融。中小企业在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中具有不可替代作用,要持续完善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功能,通过优化融资增信、风险分担、信息共享等措施,更好满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改进金融机构服务方式,开发兼具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的金融产品,有针对性地丰富金融产品供给。
第四,发展绿色金融。推动绿色转型,资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比如,仅碳减排一项,预计2030年前,我国每年需投入2.2万亿元;2030年至2060年,每年需投入3.9万亿元。如此大规模投入,仅靠政府资金是不够的,还必须以市场化手段引导激励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为此,要增加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等发展,并完善绿色金融标准,分步建立强制的信息披露制度,并覆盖各类金融机构和融资主体。
总之,只要将应对困难和挑战的压力,转化为推动经济转型和动能转换的动力,就能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并开启新一轮增长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