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在大国空间思维下，为不同地区、不同的城市和农村，找到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经济角色。

　　传统上，我们容易把城乡融合发展的地理概念，理解为某一个地级市辖区内的城市和农村的融合发展。问题在于，在这个地理范围内去考虑城乡融合发展，空间上比较有限，也与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符。

　　实际上，当前中国有大量的农村转移人口不是在本地进城，而是跨地区进城，甚至是跨省进城。在人口流入的一些大城市，其大量的外来人口不是本地农民。这些外来人口虽然在大城市就业了，但往往受到户籍身份的限制，不能够公平地享受公共服务。与此同时，其在老家的土地出现了闲置。因此，不管是从人口的资源再配置，还是土地资源的再配置来看，城乡融合都不只是在本地这么一个小空间范围内的资源再配置。

　　此外，从经济发展的机会和城乡间地区间的分工来讲，如果仅在一个地级市的范围内去考虑城乡融合发展，似乎就是本地的农民和本地的城市居民之间相互的产业需求的问题，但实际上，一个地区的产业，要放到全国范围内，在统一大市场之下来看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和分工。

　　具体而言，靠近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其生产性服务业更多地服务于国际和国内的需求，更容易形成一个国际性的中心城市。其外围地区的中小城市，更可能会融入到国际化的产业分工体系中，与国际化大都市承载的现代服务业相配合，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外向型制造业。更外围的农村地区，由于处在一个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群和都市圈，它的旅游文化休闲产业，更多地服务于城市群和都市圈内的需求。

　　地处内地的中心城市，如武汉、成都等，其产业更多地是服务于本地市场的或者全国的需求。其外围地区的中小城市，它的制造业要么更多地服务于国内需求、地区需求，外向性的特征会相对弱一点，要么是承担某种特殊的生产力的安排，比如国防军工等。更外围的地区，如果当地有很好的自然资源（如森林、矿产、光照等），或者有很好的旅游资源，那么当地的产业就不只是服务于本地的需求，而是服务于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国防安全，以及旅游文化的需要。

　　这个意义上的城乡融合发展，应该是在全国的大国视野之下，不同地区、不同的城市和农村，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分工的一种结果。

　　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统筹关系中，“人出来，钱进去”至关重要。所谓“人出来”，就是指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让人去选择能够最大化个人收入的地方。所谓“钱进去”，就是指在乡村振兴中，要有一些商业资本、技术，以及中央的或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投入到农村去，去发展当地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农业的规模经营、旅游产业等。

　　另外一种“钱进去”，是指去帮助当地提供公共服务。因为在人口从农村地区流出的漫长过程中，农村的留守人口需要有教育、养老和医疗服务。如何在人口流出的动态过程中进行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这是一个大课题。这涉及到总量问题，即由财政资金支撑的人均公共服务享有量和水平，在地区之间不要有太大差距，以实现公平发展。同时也需要考虑怎么在欠发达地区内进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优化。在一些人口减少较为剧烈的地区，要推动公共服务的集中供应。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内需”列为2025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城市是带动消费的主要空间。服务消费需要在城市的人口密度比较高、人流量也比较大的地方才能形成集聚效应，才能满足人们对服务业的多样性和品质的需求。

　　这对我们城镇化中空间格局的变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大量服务业就业和服务业供给较多的中心城区，尤其是在那些人流量比较大的区位，需要增加服务业供给的场景，还要去改造线下服务业的体验性、互动性。随着一些线下活动被线上化，线下空间就应该更多地去考虑增加一些不能被线上化的互动性和体验感的改造，这会成为城市更新中非常重要的课题。

　　不同能级的城市所承载的消费功能并不一样。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应该发挥消费中心城市的作用，发展一些需要有人口规模去支撑的新消费，如演唱会、音乐节、大型会展，以及一些不依赖特殊地理条件的大型体育活动（如球赛）等。一些商业活动，如餐饮、文化活动，大城市也可以提供更多的供给、更好的质量，以及更强的多样性。

　　如果一个城市能够打造很多吃喝玩乐的场所，让年轻人在吃喝玩乐的过程当中促进交流，实际上本身就有利于促进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也具有生产性。所以，城市要通过生活来留人。以前我们讲到留人的时候，更强调用事业留人，用情感留人，实际上到了现代化阶段，面向未来城市的发展，要把城市的生活品质打造好，消费场景打造好，才有利于促进创新，吸引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