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光斌（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理论都来自特定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实践，如以代议制为关键词的西方政治学。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和政治实践都被当成解释的对象或理论实验场，以至于形成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已成共识。但是，“抓手”在哪里，自主知识体系的“四梁八柱”即知识架构是什么？正如人有千孔千面，对于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解肯定也是“众相生”的学术生态。

　　历史政治学研究方法

　　自主知识体系其实就是建构“中国学派”的问题。之所以被称为“学派”，关键点是有自己的方法论，而且这个方法论一定是立足于本民族历史文化和政治实践的传统。比如，欧陆政治学（1850—1950）的方法论是制度主义，是古希腊以来的政治学传统；美国主流政治学的方法论是理性选择主义，而美国是一个天然的个体主义国家。“中国学派”的方法论也一定是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并且是政治实践所需要的。

　　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常识是，社会科学几乎所有的概念都源自历史研究，而历史之于中国人的重要性更是非同寻常：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历史未曾中断的文明，史官制度把历史连续性制度化，中国史是政治史，中国史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学原理。这些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必须“回到历史”，历史政治学只不过是对“存在”的一种“发现”而已。

　　历史政治学寻求重大现实、理论问题的历史渊源和历时性因果关系，在研究政治史中发现概念和理论，以回答现实问题。历史政治学的三个基本要素是历史本体论（即历史属性）、历史连续性和时间空间化（即当下政治的历史性）。作为研究方法的历史政治学，同时也是一种知识论原理。

　　历史主义方法、历史主义思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都讲历史的重要性。但是，什么属性的历史重要？欧洲文明史起源于古希腊城邦国家式即“多统”的社会史，而中国政治文明史起源于商周时代的大一统，是以大一统或国家史的身份步入历史长河的。不同属性的历史决定了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并产生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历史政治理论。社会史中的“多统”之间习惯于以竞争性、对抗性即战争的方式分配资源，最后的结果是权力制衡的代议制政治制度，由此产生的西方政治学理论基本上都是竞争性乃至对抗性的，比如党争民主。而国家史中的大一统之下，追求的治理是收获民心，有民心才有大一统，因此产生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政治理论体系。可见，历史政治学事实上是一种研究比较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的知识论，它回答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的道理。可以说，历史政治学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供了认识论/知识论原理。

　　历史政治学研究的初步进展

　　历史政治学研究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体现在以下两大领域：基于比较历史的基础性概念研究和建构世界政治学的雏形。

　　发现或重新定义了一系列基础性概念/理论，为创建政治学原理奠定了坚实基础。“政治学原理”主要是论述政治合法性治国理政的学问，古今中外的政权都无比重视。政治学原理的构成要素是政治、权力、国家、政体、政党、官僚制、民主、治理、现代化等基础性概念，但长期以来，这些概念都是基于西方社会史而产生的，与中国政治史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严重脱节。比如，西方政治学其实是以政府形式的政体论为主要线索，把世界政体类型简单地划分为民主—专制。在中国，自西汉始，就从治道（价值）—治体（制度）—治法（能力）的三维度讲“治体论”，即如何治理大型政治实体。这与我们今天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观—制度体系—治理能力）高度契合，因此，历史政治学讲的政府理论是治体论而非政体论。又如，西方政治学中的政党是利益集团化的掮客型政党，但中国共产党显然是使命型政党，因此，历史政治学提出“政党中心主义”概念以使“党的领导”之说理论化。再如，西方政治学中的权力类型就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实际，因此，历史政治学提出三权之前有“领导权”。还如，西方政治学讲政治管理上的非人格化—非伦理化的官僚制，但中国则是来自士大夫传统和列宁主义“先锋队”思想的“干部制”……凡此种种，都是基于中国历史和政治实践的概念发现与基础理论建构，中国的政治学原理体系亟待重写。

　　建构了基于历史政治学的国际问题研究“新学科”：世界政治学。相对于把地缘政治（实力政治）作为出发点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世界政治学是基于世界市场形成的政治思潮所诱发的制度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大国关系和世界秩序，是包容了世界经济、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一个集成式学科概念，其出发点是世界市场和政治思潮。

　　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路线图是：多统的社会史—民族国家—基于实力的竞争—霸权秩序。而中国是以大一统身份进入历史的。在对外关系上，大一统在政治过程中讲的是“以文化人”的天下观，在结果上讲的是治平世的世界大同。无独有偶，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研究都是从“人类”“世界”“全球”出发的。作为集双重身份（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于一体的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窑洞里就有“世界政治概论”课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有“三个世界”理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这几个传统决定了，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一定是不同于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世界政治学。作为世界政治学的代表作，《世界政治理论》荣获第九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待发掘的四大知识议程

　　历史政治学研究之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贡献毋庸置疑，但待开垦的知识议程还很多。深入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四大知识议程的体系化学理化，才能较好地呈现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面貌。

　　一是中国优秀政治传统文明的现代转换。任何政治的合法性都需要“前世今生”的论述。“自由主义民主”事实上就是欧洲文明的一种政治表述，自由民主理论的基本要素与源自古希腊、诞生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高度重叠。中国政治学有责任把当代中国政治的历史连续性所形成的“历史性”讲清楚。诸如，在政治结构上，国家层面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为什么一以贯之，政府层面的民本思想为什么亘古不变，社会层面的仁爱原则为什么持之以恒。在政治过程上，为什么从协商政治传统演变为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协商民主，为什么中国人的实践理性自古以来就是实事求是原则。在对外关系上，为什么“和合”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行为原则。有了这样的研究，我们相信需要重新认识“古今之争”“中外之争”等命题的真实性。

　　二是中国历史—当代政治实践的理论化议程。西方政治学中的很多基础性概念来自对其历史和近代政治实践的理论化转换。西方政治学中重要的概念如政治、国家，都是马克斯·韦伯基于欧洲历史的概述，把连绵不断的欧洲战争史概括为学术上的权力分配和特定疆域的暴力特权；把产生于中世纪的议会制概述为代议制理论——西方政治理论的基石，从过去的代议制政府演变为代议制民主；更不用说单一制—联邦制、总统制—内阁制、多党制—选举制等直接描述政治制度的概念。长期以来，这些“地方性”特征鲜明的概念被用来对照中国历史和政治实践。

　　历史政治学给予我们理论辨识能力，更赋予概念发现、发明的能力。仅举一例，当代中国政治最重要的政治实践无疑是“党的领导”，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体系和政治文化。而现有西方政党理论与“党的领导”政治实践是冲突的，因此，关于党的领导的政治理论无法从西方理论中去寻找，只能在比较历史研究中去“发现”。社会科学事实上是主要国家对其现代化历史的理论化总结，因此“比较历史研究”其实是“比较现代化研究”。如果说英国—美国的现代化历史产生了社会中心主义，德国—日本乃至法国的现代化历史产生了国家中心主义，而中国和很多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历史应该是政党中心主义，只有政党中心主义理论体系才能解释“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与西方政治学比较，中国政治学对于中国历史—政治实践的理论化工作，任重道远。

　　三是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学理化议程。与其他基于利益而聚合起来的政党不同，共产党是理论建党、信念建党，第一个党纲是《共产党宣言》。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自身非常重视理论建设，也因此产生了很多创新理论，比如新时代以来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概念、“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总体国家安全观”概念，这些重大概念都统一蕴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总概念之中。无疑，这些概念是理论性的，但实践性更鲜明，需要进一步进行体系化、学理化研究。

　　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例，“全过程”就是中国民主实践的准确表达，说到底是一种“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的一种实践形式。而“人民民主”又是“民主”衍生出来的一种民主理论或民主形态，需要在民主理论体系中理解人民民主，进而才能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按同心圆来呈现民主理论，依次是“民主”—“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体系化、学理化成果最终取决于对“民主”这个元概念的研究和理解。元概念意义上的民主并没有异议，问题是哪个国家能达到元概念意义上的民主标准——一切都由人民或多数人来决定。那么，民主只能是一个“近似值”概念——政治制度/政治过程离元概念的远近。有了“近似值”这个主流性的尺度，才能呈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优越性以及学理化程度。依此类推，“总体国家安全观”也属于国家理论谱系中的一个“家族概念”，只有从国家理论上才能把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系化、学理化。

　　四是政治学原理体系（含世界政治学原理）研究议程。原理体系是自主知识体系的集中呈现。目前世界上流行的政治学原理和国际关系学都有鲜明的西方中心论或自由主义底色，但以中国历史文明—政治实践为底色的政治学原理/世界政治学原理还是空白，这既不符合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有愧于中华文明。历史政治学关于一系列基础概念的发现/重述，学术界关于上述“研究议程”的系统化深入研究，必将为打造新政治学原理/世界政治学原理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