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阴建峰（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随着信息网络与社会生活的深度融合，违法犯罪行为也正在向网络空间扩散。近年来，利用网络制造散播谣言、负面信息进行敲诈勒索的案件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和企事业单位的名誉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危害网络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惩治利用网络敲诈勒索犯罪典型案例，旨在明确法律底线，强化法律震慑。在这些案例背后，反映了网络黑产与数字技术深度交织的新型犯罪生态，折射出数字经济时代网络犯罪治理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网络敲诈勒索犯罪呈现复杂多样的形式，包括制造、散播网络谣言敲诈勒索，利用网络敲诈勒索未成年人，编造事由向网络平台商家恶意索赔，制造、散播负面信息并以有偿删帖方式敲诈勒索，以及以“裸聊”为诱饵敲诈勒索等。例如，有的犯罪团伙利用算法推荐机制，精准锁定中小商家实施定向勒索，打破了传统敲诈的地域限制，形成完整的数据造假产业链。又如，有的犯罪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用户隐私数据，构建起“数据—威胁—变现”的犯罪闭环，这种技术驱动的犯罪模式，使得单次犯罪行为可能威胁多个用户的数据安全，犯罪危害呈指数级放大。又如，有的犯罪分子利用加密货币的匿名特性，构建起跨国境的资金转移通道，极大增加了犯罪追溯难度。

　　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防范和惩治网络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面临诸多难题。一是取证困难。网络敲诈勒索犯罪往往涉及虚拟空间和电子数据，证据的收集、固定和保全变得复杂而困难。电子数据易被篡改、删除，且难以追溯，给侦查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电子证据的易逝性与完整性难题，在云端存储时代愈发突出。二是跨地域性。网络敲诈勒索犯罪的行为人往往分散在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这增加了侦查难度和成本。而且，现行国际司法协作体系也停留在原则层面，尚未完全跟上犯罪全球化的步伐。三是犯罪手段隐蔽。在网络技术的伪装和隐蔽下，犯罪行为难以被发现。而加密技术的使用，则进一步增加了查处的难度。四是内容监管与技术创新难以平衡。例如，有的平台企业以技术中立为由规避责任，而过度监管又可能抑制创新活力。五是被害人寻求法律保护的积极性不高。有的敲诈勒索被害人因为害怕隐私暴露不敢报警，有的被害单位因自身存在问题怕被追责或影响生产经营不愿报警，导致一些犯罪行为没有被及时制止和打击。

　　尽管犯罪的手段不断升级、侦破和处理难度不断加大，但从本质上说，此类行为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威胁、要挟手段迫使他人基于心理强制交付财物的行为，均可以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依法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结合网络敲诈勒索犯罪的新特点、新挑战，治理此类犯罪需要把握如下重点。一是重点打击犯罪团伙及组织者。网络敲诈勒索犯罪往往呈现出团伙化、组织化的特点，犯罪集团及其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成员在犯罪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依法重点打击这些关键角色，是遏制网络敲诈勒索犯罪蔓延的有效手段。二是注意切断技术支持与资金链条。例如，有的犯罪分子通过购买IP地址、搭建跨境网络专线等方式，为敲诈勒索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并利用虚拟货币等新型支付方式进行结算。因此，切断技术支持与资金链条，是打击网络敲诈勒索犯罪的重要环节。三是积极关注对特定群体的保护。从司法实践来看，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群体往往更容易成为网络敲诈勒索的受害者。加强对这些群体的保护，严厉打击针对他们的犯罪行为，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四是重视对跨境敲诈勒索犯罪的打击。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境网络敲诈勒索犯罪日益增多。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跨境犯罪行为，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强化技术治理，提升办案能力。这些典型案例所揭示的治理困境，实质上反映了当前法律体系与数字社会运行规律的结构性冲突。破解这一困局，需要在保障数字权利与维护网络空间秩序之间找到动态平衡点，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通过制度建立起技术治理的“免疫系统”。一是积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对网络敲诈勒索犯罪进行精准打击。二是提高技术侦查水平，加强对电子数据的保护和取证能力，确保证据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探索研发司法区块链系统，实现犯罪线索的自动固证与智能分析，提升对相关数据信息的审查能力。三是借鉴域外的平台分级管理制度，探索建立“数据安全官”制度，将技术防护义务嵌入企业治理结构。

　　探索构建预防性规则，兼顾事后追责和事前预防。一是加强立法与司法的衔接，进一步明确网络敲诈勒索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确保法律的可操作性和震慑效果。二是建立网络犯罪技术评估前置程序。针对案件中发现的监管漏洞、风险隐患等，办案机关及时提出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的综合治理建议，引导企业建立科学的犯罪筛查、风险预警机制，从企业内部防范犯罪风险，推动相关行业整治，及时堵塞风险漏洞。三是总结类案特征，及时发布案件审理指南。网络敲诈勒索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如何将技术语言转化为法律用语，以达到固定证据、把握定性的办案效果，无疑对办案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不仅需要不断强化办案人员能力水平，也需要建立网络犯罪技术特征动态清单，实现法律条文与技术术语的同步更新，细化相关犯罪要件的认定规则，对办案中发现的网络犯罪的新手段、新方式进行及时总结提炼。

　　强化国际合作，实现协同治理。打击网络犯罪迫切需要高效的国际执法合作。2024年12月，联合国大会以一致同意的方式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这是网络领域首个由联合国主持制定的普遍性国际公约，为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合作提供了法律框架，对网络空间国际法发展有重要意义。在此框架下，一方面，在广泛、平等参与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完善各方普遍接受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设立网络犯罪司法协助专项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犯罪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跨境网络敲诈勒索犯罪。通过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建立信息共享、联合侦查、协同打击等机制，构建电子证据交换平台，探索制定跨境数据调取的标准化流程，明确虚拟货币跨境冻结等细则，推动国内法与国际规则的衔接，对跨境打击相关犯罪的程序性障碍作出积极回应，形成国际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