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占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质量提升与总量增长，既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更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指标。目前我国尚未跨进高收入国家门槛，要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发展的质和量都必不可少，必须两手抓，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经济工作千头万绪，“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这一论断强调经济发展有“质”和“量”两方面内涵，深刻揭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是对经济工作规律性的深刻认识。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正确理解质和量的辩证统一关系，把握好我国经济基础稳固、优势众多、韧性强劲、潜能巨大的显著特征，发挥好超大规模市场、丰富应用场景等突出优势，把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

　　理论逻辑：

　　统筹质量与总量关系的深层必然

　　经济发展是量变与质变相互作用的过程。量变是质变的基础，只有通过经济总量的持续积累，才能为质的提升创造条件。但是，如果单纯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发展模式必然粗放且难以持续。仅关注质量而忽略数量，经济增长也会陷入停滞。做大总量，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物质技术支撑。质变又为新的量变开辟空间，形成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以提升经济质量引领和扩大经济总量，以扩大经济总量为提升质量提供沃土和空间，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根基。

　　做大总量是质的提升的基础和保障，总量大本身也是强的表现。做大总量意味着追求经济总量、产业规模、市场占有率等数量型指标的增长，体现量的积累。总量大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庞大的资源和生产能力，意味着有更多的资金、人力等资源可投入，为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等质的提升提供物质基础。总量大也意味着更强的经济韧性，应用场景丰富，市场规模扩大，为企业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机会，创造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推动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会引发质变，总量规模本身对提高质量就有独特价值。经济总量大的国家往往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能够对国际经济规则、贸易格局等产生深远影响。我国要特别珍惜总量大这个特点，发挥好比较优势。

　　质的提升为做大总量提供支撑，也是强的标准和保障。成为经济强国，以质取胜是关键所在。这就要关注创新驱动、结构优化、效率提升、可持续性等质量型指标，这是强的表现形式。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等，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通过产业升级创造出更多新经济增长点，为经济总量的扩张提供强劲动力。提升经济质量意味着更高效地利用资源，从而推动经济总量的增加。高质量的经济体在面对外部冲击和市场波动时，其产业链和供应链具有强大的韧性和较高的安全水平，亦为总量扩张创造良好保障。我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就体现了提质的战略谋划和部署。

　　量和质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不同发展阶段各有侧重。量变引起质变，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业结构会从以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创新驱动型和服务业主导的方向转变。质变带动新的量变，当经济实现质的提升后，会开启新的经济总量增长。过去，发展中国家常出现“数量先行—质量滞后”现象，如一些拉美国家在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后，未能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发达国家则可能陷入“质量固化—规模停滞”困境，如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吸取国际经验，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拓展更多发展空间。

　　现实逻辑：

　　统筹发展的坚实基础与有力支撑

　　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丰厚物质财富，也积累了宝贵经验启示。实践证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站上新起点，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统筹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既意义重大、十分迫切，也具备实现的条件、潜力和实力。

　　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创造了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2024年，我国经济增速为5%，国内生产总值达134.9万亿元。“量”增长的态势巩固延续，“质”提升的步伐坚实有力，为统筹发展和安全、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物质支撑。可以说，经济总量大，也是我国经济发展鲜明的比较优势，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不具备这种能力。进一步发挥好大国经济优势和潜力，形成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相匹配的经济规模，就能不断增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

　　超大规模生产体系和丰富应用场景赋予独特优势。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构建了从传统制造业到高端装备制造、从基础原材料到高精尖科技产品的完整产业链，制造业规模连续十余年居世界首位。超大规模产业市场能够整合资源，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同时，我国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优势，从工业制造到智慧城市，从交通物流到数字金融，丰富的应用场景加速了技术落地与产业升级，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推广应用创造了巨大空间。春节期间 DeepSeek和《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横空出世引起市场的火爆，进一步证实了这方面的优势。超大规模生产体系和丰富应用场景，更是大和强的新内涵、新表现、新特征，潜力无限。

　　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我国拥有庞大的国内消费群体，其中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市场对各类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数字、绿色等新型消费以及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需求仍然旺盛，为经营主体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推动投资结构和服务产品优化，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牵引与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多元的商业组织模式叠加，能够创造更多产业化应用，加快技术迭代，培育出更多世界一流企业和先进技术。

　　科技创新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方向。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激发数字经济创新活力，成为全社会积极探索的重点。我国创新指数全球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到2024年的第11位，是创新力提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庞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人工智能、5G通信、新能源等的发展，不仅提升了经济质量，还扩大了经济总量。以5G技术为例，其普及推动了通信行业发展，带动了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创新。

　　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为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中国高铁、中国桥、中国港、中国快递已经成为亮丽的中国名片。以交通建设为例，截至2024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6.2万公里，其中高铁4.8万公里。从能源领域看，我国是世界能源生产第一大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在通信领域，我国5G网络规模、千兆网络用户规模等均居世界首位，国产基础设施软件覆盖多个领域。这些发展成果正迸发巨大潜能，要特别珍惜。

　　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释放新红利。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2024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7%，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行业发展。同时，区域协调发展成效显著，城乡收入差距和区域间人均GDP差距逐渐缩小。我国具有广阔的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有能力有条件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和关键产业备份。眼下，中西部地区成为城镇化和工业化协同发展的重点区域。交通、电力、通信、供水等条件大幅改善，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不断加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大幅提升，这些都为经济发展提供澎湃动力。

　　发展逻辑：

　　质量和总量协同提升的路径选择

　　用科学的方法谋划和推动经济工作，将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成果，就要把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贯穿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和大国博弈的物质技术基础。

　　调动全社会积极性是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这抓住了经济发展的关键。目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在一些地方和部门问题还比较突出，要不断健全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和激励机制，把真抓实干的规矩挺起来。培养人才是对未来的“战略投资”，要充分调动科教工作者尤其是科学家的积极性，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加快培养创新型人才队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人力支撑；经营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要在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上下功夫，实施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指引，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弘扬企业家精神，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全方位扩大内需是关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将其列为2025年重点任务之首，可以看出这个战略之举的重要性。对此，要通过改善居民收入预期、提高消费能力、增强消费意愿来释放消费潜力。加快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激发社会投资活力。要提振资本市场的活力，完善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功能。还要调整国民经济收入分配格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改善和保障民生。居民收入增加后，将更愿意消费，从而更好支持扩大内需战略落地，支撑经济增长。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核心。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保障。必须坚持和落实好“两个毫不动摇”，通过制度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前不久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对提振市场信心起了重要作用。要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等方面取得更大突破。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着力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特别是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方面，加快推进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

　　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是保障。科技创新过程中，技术与制度同等重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如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结合优化生产流程，创造新的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同时，技术创新塑造新型生产关系，数字技术重构经营主体间关系，共享经济催生新的产权关系，区块链技术为生产要素交易提供信任机制。要坚持制度创新与技术发展相适配，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经济发展是“质变”与“量变”相统一的过程。要深刻把握“质”与“量”的辩证关系，把更多精力用于抓落实、办实事，综合运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打出政策“组合拳”，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进一步深化改革释放发展潜力，坚持以质取胜和发挥规模效应相统一，实现既有质的有效提升又有量的合理增长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