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晓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孕育，全球产业格局进入加速重构期。我国正处于加快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全球产业分工地位的关键期，传统产业优势受到挑战，同时也孕育着传统动能升级与新动能培育的机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针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瓶颈制约，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这需要深刻认识并处理好培育新动能与更新旧动能的关系。

　　培育新动能恰逢其时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具有增长潜力大、生产效率高、发展质量好等特点，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组成部分。经济和产业发展内外部条件变化要求我国加快培育新动能。

　　重塑产业国际竞争力需要加快培育新动能。改革开放后，我国发挥劳动力丰富且成本低的优势，加入全球分工体系、进入全球市场，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形成全球领先优势，并带动上游基础工业和中间品产业发展，形成门类最齐全、产业链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传统产业在有力支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面临工资水平持续上涨、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等问题。我国人均GDP水平已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工资水平明显高于许多中低收入国家。按照全球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当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提高后，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向中低收入国家梯度转移，呈现出典型的“雁阵模式”。虽然我国依赖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和劳动生产率优势，仍然保持着全球主要服装、消费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基地地位，但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着向更低成本国家转移的压力，增长空间比较有限，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应对产业链安全风险需要壮大高科技产业。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国际经贸环境中，各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能够实现全球资源的最佳配置。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客观上加快了我国产业发展步伐，但我国在全球分工中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中低端产品和全球价值链的加工制造环节，我国产业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造成许多高科技投入品对全球供应链的高度依赖。近年来，全球产业链分工逻辑从效率优先转向效率与安全并重，世界各国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面对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的持续提高，美西方国家为了维持其科技和产业领先地位，从2018年美国加征关税开始，对我国实施全方位的打压遏制，一些高科技投入品进口受到限制甚至断供，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为应对美西方国家的“脱钩断链”、“筑墙设垒”、极限施压，需要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大力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成为其中的关键，一方面要提高重要产业的关键产业链环节的自主可控水平，另一方面要在若干新兴产业领域形成“人无我有”的优势，增强反制裁、反脱钩的反制能力。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供发展新机遇。在数字科技、生命科技、新能源和低碳、新材料、深海深空深地等领域，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大量涌现，且呈现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各领域新技术交叉融合特征，不断有新技术进入工程化、产业化阶段，一批新兴产业进入高速增长轨道，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在传统产业领域，发达国家凭借对核心专利掌控、隐性知识积累、知名品牌塑造和供应链培育，形成了很高的进入壁垒，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的难度很大。但是在由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催生的新兴产业，尤其是在新兴产业发展早期阶段，各国都处于接近的发展水平，需要面对技术路线、应用场景等不确定性问题，发达国家并不具有明显优势。而且由于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规模小甚至处于亏损状态，对发达国家的领先企业缺少吸引力，导致他们对新技术新市场机会重视程度不够，这就给后发国家在新兴领域“换道超车”带来机遇。我国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在光伏组件、锂电池、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形成了全链条技术优势和全球产业竞争力，新兴产业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

　　我国具备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的基础和条件。新动能的培育壮大需要生产要素、科技创新、产业配套、市场需求、营商环境、体制机制等各方面的基础和条件。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不仅研发投入强度超过许多发达国家，而且科技论文发表量、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居世界第一，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科学和工程技术人才队伍；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链较为完整、产业配套完善，具有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将新技术快速产业化的强大能力。科技和产业发展基础成为我国前沿技术突破及其产业化的有力支撑。与此同时，我国拥有数量庞大的微观主体、丰富的应用场景、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有利于对技术路线、应用场景、商业模式的试错，探索出新兴产业前进的方向。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经营主体活力将会进一步激发，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集聚。

　　更新旧动能势在必行

　　培育新动能和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不是简单淘汰旧动能，而是要在培育壮大新动能的同时更新旧动能，使旧动能重新焕发生机，并与新动能协同发展。传统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产业一道提供不同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同时各个行业之间存在复杂的投入—产出关系，共同实现国民经济循环畅通。资源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生活性服务业等传统产业在支撑经济增长、吸纳就业等方面发挥着基础支撑作用，不能把传统产业等同于“低端产业”“落后产能”，更不能简单一退了之。一方面，只有夕阳产品而没有夕阳产业，传统产业通过改造升级也可以实现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满足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需要；另一方面，新动能的培育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传统产业退出而接续产业没有及时发展壮大，就会出现产业“空心化”，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还有一些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传统产业，不能完全依赖进口，必须保障国内的供给能力。

　　旧动能是新动能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撑。新质生产力虽然是由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的突破所推动的，但其发展不是单一核心技术的单兵突进，而是需要上下游配套产业为其提供各种原材料、零部件、生产设备、软件、生产性服务活动等支撑，新技术才能转化为新产品、新模式从而成为现实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新动能。新兴产业的发展不是简单整合传统产业的现有技术和产品，而是需要传统产业根据新兴产业的技术特征、产品架构、生产工艺，进行适应性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从而实现旧动能与新动能的协同演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传统产业门类越齐全、配套越完善，越容易支撑新兴产业的培育及其在大规模生产过程中持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供应链响应速度，从而形成全球竞争力。

　　新技术推动旧动能向新质生产力转变。传统产业通过创新和新技术赋能，也能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组成部分，重新焕发活力，实现更快的增长。一方面，新兴产业带来产品架构、产业链结构的颠覆性变革，产生新的投入需求。传统产业通过本行业技术的颠覆性创新，可以融入新兴产业的供应链体系。例如，光伏组件、锂电池产业的高速增长带动了硅、锂等矿产资源深加工技术的变革与相关产业链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涌现出的颠覆性技术，既有应用于特定行业的新技术，也有以数字技术、低碳技术为代表的通用目的技术。传统产业利用数字技术、低碳技术不但能够提高数智化、绿色化、融合化水平，而且能够带来传统产业产品架构、商业模式的颠覆性创新，实现向市场需求更大、附加价值更高领域的升级。例如，在新一代数字技术支持下，许多传统产品成为智能化产品，并衍生出为客户定制的高附加值增值服务。

　　更新旧动能要重视新技术新需求新市场。一是要关注科技创新的前沿方向与产业化进展。既要推动传统产业本身技术的颠覆性突破，又要利用最新的通用目的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要发挥“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的作用，加快推进传统产业价值链各环节和产品本身的数智化。二是要积极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既要关注产业需求特别是新兴产业形成的新需求，通过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积极融入新兴产业供应链；又要关注由收入增长、人口结构变化等带来的消费需求变化，积极推动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和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三是要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在巩固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的同时，鼓励企业有针对性地开发适销对路产品，加强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特别是其中经济增速较快的东南亚、南亚、东欧、拉美等市场的开拓。

　　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要因地制宜、形成合力

　　全国各地都应在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无论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畅通国内大循环，还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都不能每个地区各搞一摊，搞“小而全”的自我小循环，而是要立足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各地区在资源禀赋、技术和产业基础、市场需求等方面的优势，既因地制宜，又形成协作合力，避免重复建设和“内卷式”竞争。

　　在培育新动能方面，由于各地区要素禀赋条件、产业发展基础和条件不同，新兴产业特别是未来产业具有知识和技术密集、不确定性高、资金投入大、投资回报周期长等特点，因此更适宜在经济发展水平高、财政实力强、研发机构和科技人才等高级生产要素富集的中心城市，一线城市部署的新兴产业可以多一些、进入的时间可以早一些，中小城市则应当在产业发展比较成熟时加入自身具有优势的新兴产业的供应链配套环节。

　　在更新旧动能方面，各地区要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大力推动传统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快使其重新焕发活力。重视不同区域、不同城市之间的创新链、产业链合作。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要创新产业链合作方式、加强产业链协同，推动传统产业优先在国内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间梯度转移，支持中小城市积极加入大城市新兴产业的产业链生态，形成传统动能升级与新动能培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