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曙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秘书长）

　　价值观是一个思想文化体系的核心，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和最大公约数，对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世界共同繁荣具有重大意义。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强调要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共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成为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遵循，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作出了原理性贡献。

　　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地理边界、制度差异，实现人类思想史上深刻的价值理念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深入发展，全球共同市场亟待确立普遍认可的价值基准，世界普遍交往亟须奠定共同的价值规范，全球治理也迫切需要找寻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利益交汇点。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超越社会形态的“价值一般”，提出超越地理边界、制度差异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深刻的价值理念创新，是对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普遍价值追求的最高抽象和概括，为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和民族共同发展奠定了共同价值基础，为全人类的普遍交往确立了基本价值规范，为纷乱的国际社会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提供了共同价值纽带。

　　深刻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需要把握其核心内涵。

　　第一，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世界普遍交往的价值遵循。一种真正有助于世界普遍交往的价值理念，必须具有规范功能，能够有效引导和匡正世界交往行为，为世界交往提供基本的价值准则。西方总是试图将自己的价值观提升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然而，真正的普遍性不可能奠基于单一文化形态之上，也不可能仅仅从西方这一局部实践中抽象出来，而应该是包容不同文明的普遍共识和最大公约数。因此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并非真正的普遍价值观，本质上是由西方的特殊性伪装起来的普遍性，是虚假的普世价值观。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基于全人类的共同实践活动，从世界各地不同文明中抽象出来、为满足全人类的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而形成的价值共识。这种共识致力于“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致力于凝聚不同民主形式、不同信仰追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地区人民的价值公约数，从而为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提供价值遵循。

　　第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共同事业，公平与正义是人类的共同理想，民主与自由是人类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

　　第三，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价值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利益共同体，也是价值共同体，充分表达了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关系和价值追求。“共同价值”是全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共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底座和压舱石。我们要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引领当今世界文明进步的基本遵循，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作出原理性贡献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在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发展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之一，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在世界文明版图中占据重要位置，是因为其在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反映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汇入人类文明发展大潮；在发扬自身价值理想的基础上，为“人类知识的总和”贡献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和知识成果。

　　全人类共同价值兼顾价值一般与价值特殊的双重内涵，弥补了只及一点不及其余的片面性。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承认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价值差异性实践的前提下，画出了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同心圆，彰显了价值共同性和价值一般的统一。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是假的普遍性，是消磨差异的普遍性，是抽象的同一性，主张建构超越时空的同质性价值秩序，否定价值的特殊性，追求无原则、无差别、无矛盾和凝固不变的绝对同一，结局就是“同而不和”“同则不继”。中国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真的普遍性，是包容矛盾和差异的普遍性，是具体的同一性，强调多样性背后的共同性，追求有原则、有差别的和谐共处，最终是“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所谓“普世价值”在价值公共性的范围划定上存在本质区别。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时空与主体条件的有限性，并不试图用某种特定的价值“涵盖”一切国家、地区、民族与主体；所谓“普世价值”则强调价值公共性的无限性，并不为自身适用范围设定时空与主体边界。西方为什么热衷编织“虚假的普遍性”的神话？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其奥秘：“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事实上不过是西方的特殊价值，是产生于西方独特文化土壤的价值观。

　　全人类共同价值把价值观念与价值实现形式相对区分开来，超越了西方将二者混为一谈的认知误区。价值观念与价值观念的实现形式（即价值模式）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价值观念不一样，价值观念的实现形式也不一样。但也要看到，同样的价值观念，完全可以表现为不同的价值模式。比如，资本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既可以是两党制也可以是多党制，既可以是总统制也可以是议会制，既可以是君主立宪制也可以是民主共和制，既可以是直接民主也可以是间接民主。相反，同样的价值模式，背后可能体现出不同的价值观念。比如，同为民主选举，中国体现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西方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价值，本质是资本当家作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中国始终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但全人类共同价值不追求相同的价值实现形式和实践路径。也就是说，中国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但不会输出中国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民主模式，不会谋求齐一化的价值实现形式。我们反对所谓“普世价值”，并不是反对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而是反对西方无视价值观念与价值实现形式的区别，将自由、民主、人权等的具体实现形式等同于价值观念本身，无条件地、无差别地推广于西方以外的世界。

　　全人类共同价值把意识形态属性和人类属性相对区分开来，避免了专注意识形态属性的视域局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价值观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存在脱离意识形态属性、纯粹客观中立的所谓“价值观”。但在价值观问题上，搞政治意识形态挂帅也是错误的。适应不同时空范围的价值观，其立场站位和主体预设不尽一样，其意识形态属性也是有强弱之别的。所谓“普世价值”凸显的是资本立场，有着明确的主体预设，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从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而具有强烈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属性。比如，所谓“自由”，就是“资本”和资本占有者的自由；所谓“民主”，就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就是资本家之间的民主，就是有钱人的游戏；所谓“人权”，就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所谓“平等”，就是“平等地剥削劳动力”，就是“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就是价值规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就是资产者购买无产者劳动力的等价交换原则，就是用我的劳动创造之物与我交换的平等，就是买卖平等，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所谓“博爱”，就是要求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互爱合作，就是要求无产者与资产者互敬互爱，就是要求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感恩戴德。全人类共同价值则凝聚了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凸显的是全人类立场，代表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属于主体间的价值共识，不专属于某一套固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体系，没有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目的，因而具有弱意识形态属性。因此，中国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绝不意味着向全世界输出意识形态、输出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