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晓〔宁波市社科联（市社科院）主席（院长）〕

　　人文精神是文化基因的核心，研究和解读人文精神是对文化的基因解码，实质上是研究一个国家、地区、城市发展的最深层次的力量。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快速推进，文化软实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研究城市人文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凝聚激发城市发展最持久的动力就越来越重要。研究一个城市的人文精神实际上是对城市的发展基因进行解码，回答这个城市为什么是这样，以后又会怎么发展。本文以浙江宁波为例，分析城市人文精神的形成，回答何以宁波、为什么是宁波的问题，进而发掘宁波现代化建设的深层和持久动力。

　　人文精神的形成是地理环境和历史选择的统一。宁波是一个地理环境非常独特的城市，同时拥有海、江、河、湖、山、岛、涂等多种资源，内海和外海融合、山地和海洋相依、江河湖相拥、海岛和大陆相望，这样独特的生态资源和丰富的地形地貌在全国和全世界都不多见。独特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形态影响着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塑造着城市功能和人们不同的思维方式。从最早的河姆渡先民开始，海洋渔业和稻作农业就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生产方式日积月累产生了先民们对自然和社会不同的认识，也产生了最初的人文精神雏形。面朝大海、向海而生塑造了宁波与生俱来的开放精神，而群山环绕、土地资源相对稀缺也塑造了宁波勤俭节约精神。根据文化地理学的观点，地理空间并非客观容器，而是社会关系、权力结构与文化实践共同作用的产物。这就是说一方面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化影响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人类活动也影响着、塑造着地理环境，不同的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塑造不一样。人文精神正是在地理环境和人的相互影响中逐渐形成的。河姆渡、井头山遗址发掘出来的各种工具以及干栏式建筑的遗址体现了宁波地区先民对当地海洋为主、山海相拥、河网密布环境的适应，反映了独特的史前文化特征。当然历史的每一阶段都有特定的物质文化传承，地理环境对人文精神的作用必须通过生产方式等中介因素实现，人文精神的形成是自然环境变化与历史选择的统一。

　　城市人文精神是人们在有意识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对宁波这样的城市来讲，人们的实践活动是在独特的自然环境中展开的，特别是在对面海、枕山、拥湖、临江独特环境和各种资源的利用中进行的。舟和桨的发明、网和各种农具的发明都体现了创新。对海洋资源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对港口资源的利用和开发上，对台风、海水造成的灾害的防御上。港口的建设和发展、对水患的预防和水资源的综合利用就成为人类活动围绕的中心。可以说宁波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港口的发展史，港口开发到哪里，城市就拓展到哪里。全面总结港口和城市发展的历史不免冗长，选取宁波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件从而挖掘人文精神形成的深厚历史底蕴也是一个崭新的视角。史前时期宁波先人在河姆渡和井头山的实践让世人惊叹，事实上，中国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宁波地域上先人的实践不但为宁波形成独特的城市人文精神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也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充实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宁波历史上第一个值得挖掘的重大历史事件就是句章建城，考古学界认为句章古城是“打开宁波千年城市密码的钥匙”。不仅是宁波地域政治实体的起点，更是中华文明向海洋拓展的缩影。根据考古发现的材料，句章古城依托句章港，而句章港不仅仅是用于军事，还是重要的贸易通道。正是句章古城的建设把宁波从蛮荒之地推动到商贸枢纽的地位，加快了中原文化和百越文化的融合，同时连接了余姚江和东海，推动中华民族开启了海洋文明的探索。宁波发展史上还有其他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在人文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说王安石治鄞，开创了务实惠民的治理范式，培育了崇文重教的文化土壤，让经世致用的思想成为宁波学术学派的灵魂，滋养了宁波与众不同的文化，使北宋以后的宁波人才辈出、学术登顶。王安石治鄞坚持湖海共治，塑造了宁波因水而兴的生态治理新模式，开创了农村金融、普惠金融发展的新形态，推动了中国教育由私塾向官办的转型，加快了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市民化、社会化，创造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正是在治理鄞县期间，王安石写下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个变法的纲领性文件。古今宁波地域上发生的影响中国历史的事件绝对不能忽视王安石治鄞。王安石治鄞为什么能够成功，是不是和宁波特有文化基因有所关联，到现在都值得我们深刻总结。

　　一体多样丰富的文化形态为人文精神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先人们不畏艰险的实践，成就了宁波地域上丰富的文化形态。至今，如果要总结宁波的主流文化是什么，估计会有很多答案。宁波十个区县市，各自有各自的文化。“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是宁波一直沿用的口号，但是很多宁波人觉得意犹未尽。为什么宁波有这么多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流派，归根到底还是宁波海纳百川的包容和向海而生的勇气孕育了丰富的文化，如果一定要概括宁波的主流文化，我觉得应该是海丝文化。句章建城标志着宁波海丝之旅开启，唐朝时明州港已经是东南亚地区著名的港口，宋朝时成为国际大港。即使在清朝海禁时期，宁波港没有封闭，仍然是代表官方和周边国家进行海外贸易的唯一港口，而那时的宁波港包括了今天舟山的双屿等港口。从句章古港到现在的宁波舟山港，宁波在国家对外开放和海丝之路建设上的地位日益重要，港口发展促进的是经济贸易、沉淀的是思想文化。和各个国家的贸易往来促进了广泛的人员交流，政治交往、教育交流、宗教传播等活动频繁，中外文化在交流中融汇，催生了海丝文化的开放意识、包容意识、风险意识、开拓意识、诚信意识，孕育了宁波地域上丰富多彩的文化。没有向海而生的勇气，没有海纳百川的气魄，没有开放和包容，没有冒险和开拓，就没有独特的港口文化、学术文化、宗教文化、商业文化、家族文化、藏书文化。以宁波的商帮文化为例，五口通商以后，第一代宁波帮在宁波和上海创造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多个第一，宁波商帮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致富思源、富而报国、富而爱家、富而重教。再以藏书文化为例，宁波历史上不仅仅有天一阁，还有抱经楼、伏跗室等十多座藏书楼，每一个藏书楼后面都有生动的故事，都展示着宁波开放包容的文化。这些多姿多彩的文化相互交融，成就了宁波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也滋养着宁波独特的人文精神。

　　学术思想是城市人文精神的内核和基座。独特的地理环境、创新的活动、丰富的文化形态最终成就了学术学派的辉煌，把宁波的学术思想推向了高峰。从三国时期虞翻开始，历经宋朝的理学、明朝的心学到明末清初的史学，宁波的学术学派一直贯穿着经史并重的主线，体现着经世致用的精神。明清之际宁波成为浙东乃至中国思想的高峰，王阳明的心学和黄宗羲的史学是最鲜亮的标识。王阳明是姚江学派的代表人物，黄宗羲是浙东史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其倡导的知行合一、致良知总结了历史上儒释道精神的精华，传承了中国文化向内求的特质，维护了儒学在中国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同时发展了宋朝以来以理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高扬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其后的学术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致良知的思想强调用正确的认识指导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内在契合。王阳明主张士农工商异业而同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王朝提出了朴素的平等思想。更重要的是王阳明把心学运用于经邦济世、安民富国的实践，实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统一。黄宗羲评价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和儒学的革新者，认为阳明心学打破了理学教条化的桎梏，重构了儒学的实践路径，认为自孔孟以来，未有全其齐才者。黄宗羲继承了宁波学术经世致用的传统，把浙东史学推向顶峰。如果说王阳明的初衷是维护封建王朝的道统，黄宗羲则对2000年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未来社会进行了系统的制度建构。难能可贵的是，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天下为主、君为客，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一个人的天下，对君主专权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主张法律应保障民众自有之权，发展了传统的民本思想。黄宗羲主张用学校制约君权，主张学校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机构；提倡改革经济制度、保障民生，工商皆本是对其民生思想的高度概括。从黄宗羲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民主法治思想的萌芽。有学者指出，近代江南文化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阳明心学和浙东史学，江南发展到明清逐步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并率先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其最深层次的原因是否也应该从阳明心学和浙东史学浸润的江南文化精神中去寻找呢？

　　宁波大地上流淌着红色的血液。毛泽东讲宁波是一个英雄的城市。英雄城市在长期艰苦卓绝奋斗中形成的红色文化是宁波城市人文基因的组成部分。红色基因和宁波深厚的学术思想、丰富多彩的特色文化一道形成了城市人文基因，这样厚重的基因一旦遇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就生发为开放包容、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转化成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正在推动宁波昂首阔步走在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在中国的新发展格局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