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幼鸿（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刘旭（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博士后）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城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载体，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重要依托。何以走出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需要我们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和创新经验中找寻相关问题并予以解决。

　　共性问题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边界不断蔓延，随之而来的是人口在城市空间高度集聚，由此而产生公共服务效率不高、公共价值弱化等问题。在较大的治理规模下，如何保证城市公共物品供给的质量，在服务中兼顾效率与公平，考验着城市治理改革与创新的智慧与技巧。

　　新时期城市管理工作追求高标准、高要求，既要保持经济社会活力，也要维持城市秩序，秩序与活力的平衡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必答题”，而非“单选题”。城市经济的繁荣、街面管理的有序、人民安居乐业，需打造兼具精度、力度和温度的管理新模式。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步伐的加快，城市发展的内外部因素复杂交织，各类安全风险积聚而生，各种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传统风险和非传统风险相互交织、相互耦合，逐步演变为影响城市运行的“风险综合体”。城市治理现代化需要激活城市有机体、生命体的韧性潜能，预防治理迟滞或阻断，形成城市公共安全收放自如、进退裕如的治理体系和能力。

　　重点领域

　　现阶段我国城市人口集聚性和流动性并存，新业态、新居住形态中的城市新群体亟须整合和融入，形成城市治理体系的更新与升级。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组织通过主体补位、网络联结、资源整合等机制，构建党组织统领下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元治理”体系，形成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社会协同的治理架构，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近年来，上海市推出“美好社区、先锋行动”“党建全覆盖”等行动，推动治理体系的有序运转、多元主体和群众的有效凝聚、基层治理效能的跃迁升级。四川成都市打造“社区党委—一般网格党支部—微网格党小组”的治理体系，推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与网格管理体系精准匹配、联动调整。

　　城市公共服务关乎民生的方方面面，公共服务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城市生活的体验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公共服务政策和实践的创新方向是能够提高公共服务的精准度，识别服务对象，找到服务流程的薄弱点，解决影响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痛点、堵点和难点问题。近年来，上海在涉民涉企服务领域推行“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公共服务改革创新，提高政府服务的精准性。城市公共服务能力现代化需要持续提高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使公共服务更加贴近群众、更接地气。近年来，上海在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下，多部门联合各区积极推动公共服务资源下沉到基层，让所有群众都能够享受到公共服务的便利，相继推出“十五分钟生活圈”“生活盒子”“社区食堂”等服务创新举措，使得老百姓切身感受到服务的便利。

　　城市管理的“度”关乎城市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需要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寓活力于秩序之中，建秩序于活力之上。一方面，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持续推动城市管理资源的下沉和再整合。推动城管、应急、市场等条线执法权力、队伍等资源下沉到一线街镇，切实用好赋予街道的建议权、同意权、考核权、参与权、综合管理权等权力，在此基础上形成行动力强、素质高的基层综合管理队伍。北京市通过基层街镇“吹哨”、上级各部门“报到”的联合执法新机制，用实了街道的综合治理权，优化了条块关系，打破了“看得见的管不住、管得着的看不见”的僵局，成为引领全国城市基层街镇行政体制改革实践举措的样本。另一方面，城市管理现代化需要深耕精细化治理模式。城市是经济最有活力、商业形态最具创新性和辨识度的场域。要推动“管理”向“治理”升级，在保持市场活力的同时维护好社会秩序，引导管理对象加入管理体系和管理全流程中来，形成共治合力。

　　城市公共安全是城市治理的底线性工作，亦是城市有机体、生命体平稳运行的基础保障。面对城市运行中多因素交织演绎所形成的“风险综合体”，城市运行安全综合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不能仅停留在综合治理机制建设层面，还需要以韧性安全为目标，实现综合治理能力的韧性提升，提高对风险综合体的整体性适应能力。2024年9月，短短几天内上海遭遇台风“贝碧嘉”和“普拉桑”的“二连击”。城运中心在防台防汛的事前事中事后构筑集隐患排查、快速响应和善后恢复于一体的应对机制，保持了城市有机体对自然灾害的韧性适应。

　　发力方向

　　城市治理现代化需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可从以下几方面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城市治理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人民生活更美好。城市治理现代化最重要的是让人民成为城市建设、治理和发展的主体，同时也需要始终把人民的满意度作为衡量治理成效的首要标准。在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各项改革措施时，倾听人民的声音、回应人民的诉求、看见人民的难处、满足人民的期待，鼓励人民参与城市规划、发展和治理的各个环节，将“人民性”贯穿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方方面面，践行“人民城市”的重要理念。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治理复杂性的增加，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会逐渐无法完全适应现代城市治理的需求。城市治理现代化应当在体制机制上大胆创新，推动政府管理职能的适应性转变、整体性重塑，提升行政能力、优化政务服务、提高政府治理的效能和透明度，同时引导社会力量、市场主体共同参与城市治理的全过程，尤其要发挥企业、社会组织、居民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合作生产功能。政府要适时从“管理者”转变为“协调者”“服务者”，提高涉企、涉民服务能力，构建能“高效处置一件事”和“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整体性政府、敏捷型政府。

　　在推动城市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绿色发展已成为各国城市治理现代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我们的城市规划不能仅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更要确保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使我们城市在未来依然宜居、美丽和可持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放眼全球，数字技术的发展已成为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动力。城市治理现代化应发挥数字化、智能化的管理手段对提升城市治理效率的牵引作用，通过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深度应用，实现城市管理的精准化、智能化、科学化。比如，北京市以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为牵引，形成了接诉即办、未诉先办等市民诉求驱动的城市治理现代化之路；上海通过“一网统管”和“一网通办”两大平台，打造了高效、透明和敏捷的数字政府模式，使其成为牵引城市治理各项工作的“牛鼻子”工程；杭州积极发挥城市“大脑”的作用，优化数据、算法和算力的应用，提高城市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因此，数字技术赋能是数字时代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城市治理效能迭代升级的核心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