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

　　近年来，全球经济格局加速重构，新兴经济体凭借持续的高增长态势与稳健的财政优势，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崭露头角。与此同时，新兴市场企业盈利飙升，带动产业链布局深度调整，绿色技术贸易蓬勃兴起。在此背景下，全球贸易流向、产业分工与竞争规则正经历深刻变革，新兴经济体崛起已然成为重塑世界贸易格局的核心驱动力。

　　贸易规模持续增长彰显新兴经济体市场活力。在贸易规模上，新兴经济体在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过去5年，48%的新兴经济体人均GDP增速超过美国，经济活力显著增强。部分新兴经济体如印度、东盟国家等，凭借自身人口红利、资源优势等，在全球贸易中的活跃度和参与度显著提升。2023年印度出口额达7782.1亿美元，创历史新高，10年间增幅高达67%。同年，东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约3.56万亿美元，较2018年增长近25.56%。此外，拉丁美洲多个国家也表现出较强的外贸韧性，2023年墨西哥成为世界第九大产品出口国，出口额达到5930.12亿美元，年增长率为2.6%，在北美贸易格局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贸易结构上，新兴经济体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从以资源和劳动力为基础的传统出口，迈向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的产品与服务出口。2023年中国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1.06万亿元，增长29.9%，成为外贸新增长点。同年，印度服务出口规模接近340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约为9.7%，其中软件服务贡献近半，成为全球软件服务出口大国。菲律宾IT业务流程外包行业创造355亿美元营收，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约18%。新兴经济体在中高端制造领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附加值不断提升，逐渐削弱传统发达经济体的垄断地位。

　　在贸易流向上，南南贸易增速显著，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愈加频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显示，2024年南南贸易额达到5.7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已达到24%，同比增长5%。同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已超过50%，中国与共建国家的进出口额同比增长6.4%。南南贸易增长为发展中国家贸易竞争力提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条件，呈现出更加多元化、区域化和自主化的发展趋势。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展现新兴经济体创新实力。新兴经济体正在引领全球产业加速转移与供应链重构。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传统制造中心逐渐失去部分产业的比较优势。新兴经济体则凭借低廉的生产要素、政策激励和逐步完善的基础设施，日益成为全球制造新焦点。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家电，甚至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如电子元器件、人工智能芯片封装测试等，正向东南亚、南亚及部分拉美国家转移，带动全球供应链从传统单一中心走向区域化、多元化布局。与此同时，随着本地配套能力的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由“加工组装”向“技术制造”迈进，重构了传统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全球生产网络，推动多中心、多路径的产业格局形成，为全球贸易网络注入新的活力与弹性。

　　全球贸易结构正在加速向绿色方向调整，新兴经济体在绿色技术及资源供给中的战略价值不断上升，成为推动全球贸易结构转型的关键力量。在“双碳”目标与气候议题驱动下，绿色能源和环保技术迅速成长为全球贸易的新热点，新兴经济体也凭借资源禀赋和制造能力在其中占据有利位置。例如，南美国家掌握大量锂、铜等关键绿色原材料资源，正成为新能源车、电池制造全球产业链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印度等国家在光伏组件、风电设备、绿色建材等领域形成产业规模优势，推动其绿色技术产品出口持续扩大。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绿色产业链中地位上升的同时，推动了全球绿色产品的贸易标准与技术门槛提升，加速全球贸易规则的“绿色重塑”。

　　全球贸易范式正由实体商品主导向数字交互驱动演化，新兴经济体加快在数字贸易领域构建新优势。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网普及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带动电商、在线服务、跨境支付等新型数字业态快速发展。印度凭借庞大的人才库和技术积累，持续扩大在全球数字服务市场的份额；东南亚国家通过发展跨境电商，链接全球消费者与本地制造商，逐步建立起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数字贸易平台。数字贸易的发展突破了地域与传统贸易模式的限制，提升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附加值占比，也提升了其在数字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促使全球贸易格局向更加开放、包容与多元的方向演进。

　　区域合作深度拓展构建新兴经济体共赢格局。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其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然而，在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过程中，依然面临一系列结构性挑战，多数新兴经济体仍深度依赖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结算体系，难以有效规避外部货币政策与金融波动风险；在贸易规则与技术标准制定方面仍处于不利地位；部分产业链缺乏灵活调配机制，供应体系韧性不足；全球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功能受限，削弱了其在贸易冲突中的维权能力。为破解这些制约因素，须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

　　以“本币结算”和“金融科技”双轮驱动，推动差异化贸易金融体系构建。一方面，通过双边和多边货币互换协议，推动区域贸易本币结算网络建设，增强区域金融内循环能力。以中国与东盟的双边本币结算机制为例，已有一定规模的贸易使用各方本币直接结算，减少对美元中介的依赖。另一方面，加快发展数字化贸易融资基础设施。依托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记账特性，整合供应链上下游交易数据，构建跨境信用评估与交易追溯系统，缓解传统评级体系对中小企业的不利偏见。同时，借鉴拉美开发银行（CAF）“技术—产业联动”的跨境金融平台经验，融入AI风控、智能合约等工具，形成符合本国产业特征的贸易金融科技生态。

　　提升绿色技术与数字贸易的国际规则话语权，构建制度性比较优势。首先，在绿色技术方面，智利、印尼等国家在锂、镍等新能源金属资源上具有全球资源优势，可通过推动绿色矿产认证机制、碳足迹评估标准和环保冶炼流程规范，建立“资源+规则”耦合的新型出口模式，实现从资源型依赖向标准型主导转型。其次，在数字贸易方面，联合倡导“数据治理多元化”原则，主张各国根据自身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数据安全需求，合理界定跨境数据流通的边界与路径，推动“有条件的数据跨境流动”成为全球规则设计的合理选项。此外，通过区域合作框架，如金砖国家数字经济论坛、RCEP技术协调机制等，组建跨国标准联合体，推动“区域共同议题—国际标准话语”转化路径，逐步打造标准输出的制度性比较优势，打破由发达国家设定“技术规则锁定”的路径依赖。

　　依托“关键节点识别—产能布局多元—应急风险响应”框架，架构动态供应链韧性评估与调控机制。首先，在关键节点识别上，建立产业链映射系统，明确本国产业链在全球供应链中处于何种位置，并基于企业进出口数据、货源地多样性指数、产能替代比等指标，动态监测高集中度依赖（如单一进口原材料、垄断性加工技术等）的脆弱点。其次，推动企业构建具备替代性与弹性的多点产能体系，避免将整个生产链条依赖于单一国家或单一园区。鼓励企业在本国周边进行“卫星工厂”布局，形成在特殊时期可迅速切换的供应网络。最后，建立中央—地方—企业三级联动的供应链应急响应平台，确保突发情境下的产能调配、物资协调与关税临时调整等，实现从“自发应对”向“预警统筹”的转型。

　　构建柔性、专业与区域嵌套特征的多层级跨境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应对新型贸易摩擦。其一，加强区域性法律协调机制的制度化建设。例如，RCEP虽有争端解决条款，但其涵盖领域有限，可扩展至数据本地化、算法偏见、绿色关税等新型争端领域，设置快速仲裁路径并建立案例库，提高裁决一致性。其二，鼓励建立“中立技术仲裁机构”。参照拉丁美洲在线争端解决机制（ODR），借助人工智能与区块链技术，实现可验证的证据采集、合同履约跟踪与判决一致性记录，降低纠纷解决的不确定性与执行难度。其三，由主权基金或多边机构设立“中小企业贸易法援基金”，为出口商提供法律咨询、翻译支持、国际证据提交等服务，降低中小型企业参与争端解决的制度门槛，提升其应对全球合规与诉讼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