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思涵（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文学批评史上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是众说纷纭，甚至出现作者自己都不以为然的“误读”。世纪之交，刘醒龙的小说《分享艰难》《大树还小》，尤其是长篇巨制《圣天门口》曾引起较大的争议，称道者有之，抨击者亦有之。本来，文学批评切入视角不同，批评者操持标准不一，甚至受某些社会因素影响，都可能产生见仁见智的不同效果。然而，“见仁见智”并不是作家创作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作家也不会真的让已经诞生的“婴儿”任由社会评判，而是一定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譬如陈忠实，除了出版《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一书之外，还特意与舒晋瑜、李遇春、邰科祥等人进行了文学访谈，向读者和批评家亮出了自己创作的初衷和本意，提供了一条畅通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便捷路径，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学发生学、文学伦理学乃至文学史学价值。

　　作为《刘醒龙文学回忆录》的姊妹篇，《刘醒龙文学访谈录》（团结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访谈录》）从超过50万言已经公开的文学访谈中，收录16位访谈者与刘醒龙的文学对话，向我们展开了广阔的文学扇面。《访谈录》涉及作者生活旅程、创作过程、文学观念、办刊宗旨等，始终以文学为原点，以文学精神为旨归，构筑起了刘醒龙这位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双奖得主”的文学地理及其精神版图。

　　《访谈录》的显性价值在于，该书澄清了作者创作的诸多文本之“外在肌理”。本来，作为高于生活的文学创作，虚构是文学尤其是小说的本质特征。文学读者、评论家、文学史家不需将生活与小说对号入座。然而，现实主义文学高于生活的前提是源于生活，作者的生活阅历甚至是生活细节往往成为文学创作的内生动力，同时，它又常常化作阐释作家文本的重要依据。譬如贾平凹的疾病记忆、余华早年的停尸房印象等，都指向了文本细节的萃取、故事情节的建构和文学精神的弥散。

　　刘醒龙缘何创作代表作《凤凰琴》？长篇小说《弥天》为什么最具“自传品相”？作者为什么特别钟情中篇小说《暮时课诵》？甚至，《圣天门口》中“董重里”中的“重”，到底是该读“zhòng”还是读“chóng”？那位具有“大善”属性的梅外婆，缘何姓“梅”？诸如此类，刘醒龙在访谈中一一解答，让人豁然开朗，不再以讹传讹。

　　《访谈录》的内在价值在于，该书清晰地勾勒出了一位作家四十年来的文学实践轨迹，构成了社会生活与作者情感互为激荡的文学坚守范本。作为当代文学的参与建构者，刘醒龙同时又是文学操守的坚执者。从“新现实主义”中短篇小说创作（《村支书》《凤凰琴》《大树还小》《分享艰难》等），到长篇小说书写（《痛失》《弥天》《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再到新世纪的“青铜系列”出品（《蟠虺》《听漏》），《访谈录》秉持文学赤子之心，娓娓道来，真情实感，历历在目。刘醒龙在《自序》中写道：“对每个访谈，都在打开心扉，真诚地说出每一个字。”真诚，这是概括《访谈录》内核的第一个关键词。第二个关键词是“精神再造”。刘醒龙一直努力建构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伦理，具体到《访谈录》，我们发现他使用了“人格”“良心”“尊严”“高贵”等字眼，本书的访谈篇目名称如《现实主义需要正名》《圣是深刻的痛》《哪种写作可以被遗忘》《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重器》等，亦可让读者窥斑见豹。刘醒龙以为：“作家写作有两种，一种用智慧和思想，一种用灵魂和血肉，但我一直坚持成为后者。虽然它很吃力，很痛苦。”正因如此，当文学界当初流行“新写实”灰暗基调之时，刘醒龙却以《村支书》中方建国这个“无用的好人”来表达“一种人性光亮”，以此提醒时代“除了生存的舒适度外，还应该有更为紧要的人格强度和生命力度”；当人们普遍认为《凤凰琴》反映的是教育之殇时，刘醒龙却坚称小说高扬的是余校长、孙四海等人的“教育人格”；《分享艰难》是简单的责任分摊吗？当然不是，“这部作品表达的意识应该是，作为社会人的我们，在分享改革带来的成果的时候也应该分享改革的艰难”。新世纪以降，刘醒龙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定位《蟠虺》，通过知识分子人格的重建来实施民族人格的修复；同理，他以《听漏》“听人、听事、听有声的世界、听无声的灵魂”来印证这个充满破绽的现实生活。考的是古，论的是今。如此等等，《访谈录》一一揭示，振聋发聩，掷地有声。第三个关键词是“现实主义”。刘醒龙小说创作是从20世纪80年代“大别山之谜”肇始的，经历了现代派文学实验之后，刘醒龙彻底转向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主张用小地方展示大历史，以小人物揭示大命运，用小故事透视社会大道理，毋庸置疑，“现实主义”始终是不二法门。我们阅读《访谈录》，不仅是在“感受”刘醒龙，也是在“体味”近年来的文学主潮，因而，《访谈录》具有个体和社会的双重文学价值。

　　笔者认为，文学访谈录作为一种心灵史和“博物志”，目前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此前，文学史家囿于各种因素，更多地从作品文本本身，结合“创作背景”等，进行历史—社会批评，而对于作家创作心理、文学趣味、职业生涯等关注不够。

　　而就刘醒龙文学创作而言，他的文学趣味如何影响了小说质地？他主政《芳草》18年，与他本人的文学创作是相互成就还是彼此掣肘？他的早期手稿以及后期电子文本，与最终成书又有什么样的变异？甚至，刘醒龙的书法之于文学，是休闲还是一种书以言志？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从《访谈录》中觅得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