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爱飞

　　生态修复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工程，对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关键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越来越多的荒山荒漠披上绿装，越来越多的江河海湾恢复清澈，这些巨变无不昭示着中国生态修复的非凡成就。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实现生态环境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综合运用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两种手段，持之以恒推进生态建设”。这深刻表明，生态修复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仍需付出长期而艰巨的努力。

　　生态修复需坚持系统思维。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复杂，生态修复要坚持把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有机统一起来，因地因时制宜、分区分类施策，努力找到生态保护修复的最佳解决方案。根据生态系统受损程度选择修复方式，综合运用好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这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干预手段。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体，有其自身发展演化的客观规律，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自我恢复的能力。对于大部分区域的生态系统实行以自然恢复为主，最大限度地保留和维持原有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而对于已经受损或破坏的生态系统，由于其原有的生态平衡已被打破，单独依靠自然恢复很可能无法逆转，或逆转周期长，必须借助适度的人工修复措施，加速恢复进程、提升恢复效能。生态修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统筹兼顾、整体推进。一方面，既考虑自然恢复的长期性，也考虑工程项目的短期性，明确生态修复的阶段划分与措施布置，做到时间上的长短结合。另一方面，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继续实施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构建全域治理格局，系统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

　　努力让数字科技成为生态修复的“加速器”。随着我国生态修复进入智慧治理阶段，传统技术、人力手段已难以满足海量的数据资源支撑的需求，卫星遥感、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成为重要支撑。只有依托数字技术发现数据背后的规律，充分释放数字技术在生态修复效率提升、手段优化等方面的叠加、聚合、倍增效应，才能实现生态修复决策科学化、监管精准化、服务高效化。在注重数字技术与生态修复技术深度融合的同时，加大对生态修复基础科学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突破一批关键技术瓶颈，研发推广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的生态修复技术和模式，如微生物修复、植物修复等生物技术；推动跨部门、跨区域共建生态环境数字化科学研究平台，加强相关模拟系统研究与推演，解决多领域跨介质区域系统风险管控需求。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形成生态修复的数据采集、融合、分类、共享、应用的标准规范体系。加快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健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对生态系统状况的全天候全时段高精度的监测感知、智能预警，为生态修复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生态修复离不开强有力的外部约束与内部动力。这些年来，破坏生态行为禁而未绝，凸显了生态保护修复离不开强有力的外部监管。为此，需要进一步强化生态保护修复上的统一监管制度建设，加强生态状况监测评估，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强化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督察执法。坚决杜绝生态修复中的形式主义，决不允许打着生态修复的旗号到其他不需要修复的自然区域干破坏生态的事情，决不能让制度规定成为“没有牙齿的老虎”。机制创新是激活生态修复可持续动能的关键抓手，要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优化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方法，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纳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量化评估体系。引导鼓励赔偿责任主体开展认购碳汇等方式替代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后的生态修复监督机制，将调节服务纳入修复成效评价体系。致力于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利益导向机制，疏堵结合推动生态环境标本兼治，让生态保护的“外部效益”转化为治理主体的“内部动力”，推动生态修复从“输血式”投入转向“造血式”循环，实现生态修复与经济社会发展、民生福祉改善协同推进。

　　汇聚广泛的社会力量。生态修复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要建立健全生态修复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生态修复活动，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生态修复新格局，使保护修复生态环境变得“有利可图”，实现从“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的根本性转变，引领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新风尚。（周爱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