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永江（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当前，世界正在进入一个以数字技术为关键驱动力的深度变革期。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科技等新技术加速突破和迭代，网络空间已成为影响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和国际格局的关键场域。然而，与此同时，网络攻击频发、数据风险增加、技术垄断抬头、规则碎片化和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等问题日益凸显，国际网络空间正面临失序明显、风险集中、共识缺乏的多重挑战。在这样一个时代，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正遭遇系统性的、多维度的高度不确定性，不稳定、难预料成为常态。破解不确定性、重塑良性治理秩序，成为国际社会必须直面的紧迫命题。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高度不确定性，主要源于三个维度因素的叠加共振。首先，技术迭代与风险演化的非对称性。随着AI大模型、具身智能等技术的飞速突破和快速普及，技术创新呈现明显的高速性、自发性、跨界性特征，而治理规则、监管机制、风险防控体系则存在天然滞后性，形成“技术跑在治理前面”的常态化格局。这就导致新型风险层出不穷，攻击手段更隐蔽、成本更低、破坏力更强，对各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构成严峻挑战。而现有治理手段难以适配快速迭代的技术场景，进一步放大了治理的不确定性。其次，全球治理规则体系的碎片化与权威性缺失。目前，全球网络空间尚未形成一套普遍认可、统一适用的国际治理规则，各国竞相出台治理法规与政策，双边规则、区域规则、行业规则、单边规制并行并存，规则冲突、标准不一、权责模糊问题突出。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技术垄断和先发优势，主导制定偏向自身利益的治理规则，挤压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发展空间。同时，联合国等多边治理机制的统筹协调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各类治理平台功能重叠、衔接不畅，对跨国网络安全事件、数字治理争端、技术伦理和标准争议等问题，缺乏有效的约束与处置机制，导致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长期处于“无统一规则、无强力约束、无协同治理”的不确定状态。最后，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当下，传统地缘竞争加速向网络空间延伸，部分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网络治理、数字技术、数据供应链高度政治化，人为割裂全球数字生态，破坏网络空间的互联互通属性。网络空间阵营对立、规则分裂、市场分割的态势持续加剧，原本应统一开放的全球网络生态体系逐步呈现碎片化、区块化特征。各国基于自身战略利益，对网络主权、网络安全、数据流动、数字贸易等核心议题的认知分歧持续扩大，缺乏统一的价值共识与行动框架，导致全球治理合力难以形成，治理进程反复摇摆、难以推进。

　　面对如此高度的不确定性，与其幻想“达成全面共识”、等待“完美规则”的降临，不如在深刻理解差异的前提下，探索更为务实的治理路径。由此，应以“包容性多边主义”替代“排他性阵营逻辑”，推动构建能容纳差异、管理分歧的共治架构。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最大困境并非“没有规则”，而是“规则太多、共识太少”。各国在数字主权、数据流动、人工智能治理等议题上存在根本性的价值差异，且这些差异不会因为增加对话而自然消解。与其追求空洞的“共识一致”，不如转向更为务实的策略。在规则层面坚持“多轨并行”的包容思维。尊重各主权国家在数字治理领域的正当权利与差异选择，在承认规则多元的前提下寻求最大公约数式的制度衔接与标准互认。世界数据组织（WDO）2026年3月在北京正式成立，其核心使命正是通过构建兼容务实的全球通用规则体系，缓解因规则碎片化和标准不互操作带来的合作摩擦。包容性治理的核心不在于消除差异，而在于建立连通差异的桥梁。在制度层面重拾联合国等多边框架的协调功能。尽管联合国框架内的网络治理进程存在诸多争议与摩擦，但它仍然是目前唯一能够容纳各国平等参与、开展实质性多边对话的制度平台。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全球网络空间秩序构建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坐标和行动框架。在不确定性的时代，维护多边平台的包容性与权威性，是防止世界滑向全面“数字冷战”的重要防线。在执行层面注重能力建设与合作实效。全球南方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安全能力、规则参与度方面处于明显劣势地位，若不弥合这些结构性差距，“全球治理”只会沦为少数强权的舞台。推动技术援助、能力共建和人才培养，将合作从“原则宣示”转化为“行动实效”，是夯实全球治理确定性的长远之策。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将长期存在。但变局之中蕴藏新机，我们应在深刻认知不确定性的基础上，以更加包容、务实、有韧性的治理思维，在多方参与和多元共存中寻找秩序的平衡点，持续降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稳步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让数字技术更好造福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