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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第二个结合”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何中华(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自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亦即“第二个结合”提出以来,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一批相当丰硕的成果。这对于全面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实质具有积极意义。但从整体上看,相关研究还是初步的,尚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这就有赖于此项研究在方法论意义上实现一种突破,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重视。

  首先,自觉秉持“世界历史”视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本土文化相遇这一基本历史事实。这是一项具有前提性因而需要先行从事的准备工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橥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质阶段,带来了多重历史后果,其中之一就是“世界历史”的崛起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劳资之间的零和博弈不再局限于单个国家的范畴,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复制和再现,表征为全球性的基本关系。从后来的发展研究中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的观点看,这也就是所谓“中心—边陲”关系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建立。这些理论所采取的结构主义视角,更加凸显了这一关系在全球层面上表现出来的突出特征。对于劳资之间“零和博弈”关系的外溢和国际化,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就作过清晰的揭示:“如果说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那么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先生们同样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触及“世界历史”问题,例如在批判地叙述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思想时说过,“扬弃了的国家=世界历史”。当然,马克思拒绝黑格尔把“世界历史”视作绝对精神外化的唯心主义立场,而是把它理解为基于人类普遍交往这一实践活动而建构的现实过程。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设想,《资本论》的庞大写作计划一共包括六篇,最后两篇就是“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这两者虽不等于“世界历史”,却构成整个“世界历史”的经济基础。可以说,马克思的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是基于“世界历史”这一根基和视野展开的。马克思强调:“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意味着“世界历史”只是人类历史发展到某个特定阶段的产物,这个特定阶段正是通过作为人类普遍交往形式的“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而形成的。马克思所秉持的“历史地思”的运思方式,内在地要求我们把“第二个结合”作为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现象,并根据这一特定历史语境来对其加以把握和阐释。

  马克思说过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问题在于,在“世界历史”语境中,这种“需要”不能囿于单个国家内部来理解。只有从“世界历史”角度着眼,才能真正揭示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东方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种革命的实践诉求,为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国家的传播提供了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变成一种“实践能力的明证”(马克思语),必然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实质性的相遇。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自觉地提出并反思“第二个结合”的问题。

  其次,坚持用“辩证逻辑”考察“第二个结合”何以生成“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内在理由和机制,进一步深化对“第二个结合”的研究。

  关于“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个比喻的说法意味着“第二个结合”不是机械的“拼凑”和“加和”,不是一种简单的“集合”,不是“一袋马铃薯”(马克思语),而是类似于“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过程。关于“化学反应”,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从普通的化学作用转变到我们称之为生命的蛋白质的化学机制”,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从“生命体”的角度看,这种“机制”的有机性就格外地凸显出来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说:“‘化学亲和力’如果包含在什么地方的话,无论如何就是包含在起着化合作用的两个部分中。”这诚然是就自然界现象说的,但在文化领域类似的现象则表现出更大的丰富性和更充分的规定性。

  只有辩证法才能以扬弃的方式超越“非此即彼”式的形而上学。恩格斯说,“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显然,“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是无法理解“第二个结合”的。我们若不能掌握“辩证逻辑”,是既无法接受也不能解释“第二个结合”这一文化事实的,更难以把握其背后的实质。

  对“第二个结合”所作的研究,一开始是需要进行“同异之辨”的,这是一个无法跳跃的步骤,但不能就此止步,还必须进展到辩证逻辑的高度。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评蒲鲁东时说过:“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本土文化之间体现着现代与传统的紧张,那么我们不能像蒲鲁东那样试图通过去掉一个方面、保留另一个方面来解决,应该从两者相遇、经过冲突、彼此扬弃,进而“融合成一个新范畴”的角度,去考察其“辩证运动”的实质,以揭示这种“运动”的历史内涵、具体机制及其赖以实现的条件,阐明它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即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本土文化的接触、融会贯通是何以实现的。需要指出,“第二个结合”的研究唯有由此出发,才能从学理层面上克服那种抽象的、空洞的、超历史的判断,从逻辑上化解晚清以来就困扰着中国人的“古今中西之争”所造成的抵牾和吊诡。

  最后,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理解“第二个结合”的深刻内涵,着眼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促进对“第二个结合”研究的深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构成其重要标志。这归根到底离不开中华民族所固有的文化特质。在文化意义上,“我”不成其为“我”就谈不上“主体性”,而“我”之为“我”最终取决于被我们所分享的独特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被动接受者,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解释者和能动的实践者。按照解释学观点,正是植根于中国文化及其传统的“前见”,乃是这种解释和运用所以可能的条件。作为“路径依赖”,它不仅预先制约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观,而且给出历史的约束条件。恩格斯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各个国家特有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总是呈现为不同的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运用,其关键就在于正视中国的这些条件及其文化形态。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这已经为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所反复证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成近代以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彻底实现,离不开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和成功探索。现代化的“中国式”和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归根到底来自中国文化及其传统所蕴含的“基因”和“底色”。离开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就谈不上“中国式”或者“中国特色”。但是,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从制度层面上说,这正是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的最重要的历史内涵。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道路的筹划,这一规定性也无从彰显,不可能成为现实。就文化意义而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谓是中国文化基因在新的历史基础上实现的一次“凤凰涅槃”。

  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规范了中国具体实际,这正是理论指导作用的体现和贯彻;另一方面,中国具体实际通过能动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选择和建构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成就了中国,中国也成就了马克思主义。这种相互成就,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得以凸显并日益巩固,新的文化生命体得以自觉建构。历史地看,这个过程是通过“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实现的。

  我们之所以能够真正读懂并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无疑取决于“世界历史”所决定的特定语境。但从文化基因层面上说,则不能不归因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固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以及它所蕴含的文化原型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契合关系。由我们的文化及其传统实际建构的“期待视野”,正是我们作为中国人之所以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前提。这种“理解”本身,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传统之间在解释学意义上发生的“视界融合”。马克思主义传入并运用于中国实际,作为一种适合具体国情的学说在中国的实现,历史地表征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一系列过程。所有这些,归根到底都构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形式。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对古老中国的拯救,也是中华民族以主体性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目标的达成。只有立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主题,对“第二个结合”的研究才能获得真实的历史感,从而得以深化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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