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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深圳APEC看亚太绿色转型的国别差异与合作空间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廖福崇(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深圳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

  2026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本届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并将绿色化转型作为区域合作的重要方向。习近平主席在2025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强调,要坚持绿色低碳,打造亚太可持续发展新范式;加强各经济体绿色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优质绿色技术和产品自由流通。这一重要论述为深化亚太绿色发展合作指明了方向。当前,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亚太经济体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产业升级和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选择。然而,亚太地区横跨不同地理区域,各经济体在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发展阶段和政策制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绿色转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如何认识这些差异,如何将多样化的发展需求转化为务实合作的空间,是深圳APEC会议背景下值得关注的研究议题。

  共同转型目标下的国别差异

  绿色转型具有全球性,但其在不同国家的推进过程始终受到本国发展条件的影响。对于能源消费规模较大的工业化经济体而言,绿色转型更多涉及能源结构调整、传统产业改造和先进技术应用;对于资源型经济体而言,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带来了矿产资源价值重估和产业链升级的机会;对于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的经济体而言,绿色转型则需要兼顾经济增长、就业创造和能源供给。相似的转型目标由此对应着不同的政策任务。

  亚太地区的多样性使这一特征尤为突出。区域内既有掌握绿色技术和资本优势的发达经济体,也有依赖资源出口或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中经济体。各国参与全球绿色产业链的方式不同,所面临的转型成本和政策约束也存在明显差别。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可再生能源等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矿产资源、先进制造与终端市场之间形成了更加紧密的联系。绿色转型由此成为各国重新调整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契机。

  理解亚太绿色转型的关键,在于把握共同目标与国别条件之间的关系。绿色发展虽然具有普遍意义,但不同经济体对于转型速度、政策工具和国际合作的选择,往往受到既有经济结构和国家发展战略的深刻影响。忽视这种差异,容易将绿色转型简化为技术替代或能源结构调整,也难以充分解释各国政策实践的不同结果。

  2026年9月,APEC能源部长会议通过联合声明,强调在尊重各成员经济体国内条件和发展优先事项的基础上深化能源合作,并关注绿色能源技术、关键矿产供应链和能源安全等议题。这表明,亚太绿色合作需要在共同发展方向与不同经济体的现实需求之间寻求结合点。区域国别研究的价值,正在于通过考察特定国家的历史条件、发展战略与政策实践,解释共同转型议程在不同制度和经济环境中的具体表现。

  资源禀赋与发展战略塑造不同转型路径

  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智利分别位于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均为APEC成员经济体,也是全球绿色产业链中的重要参与者。三国在绿色转型方面存在共同需求,但资源条件、产业基础和国家发展目标并不相同,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政策选择。

  印度尼西亚的绿色转型具有鲜明的资源开发与产业升级相结合的特点。印尼拥有丰富的镍矿资源,是全球镍资源开采和加工的重要经济体。长期以来,矿产资源出口在其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产业兴起,镍资源的战略价值不断提升。印尼政府通过限制未经加工的镍矿出口、吸引冶炼投资和发展下游产业,推动矿产资源优势向制造业能力转化。这一政策选择既服务于绿色产业发展,也延续了印尼通过资源下游化提高国内附加值、扩大就业和增强工业基础的发展战略。

  智利的绿色转型则更多体现为资源治理、生态保护与国家发展利益之间的协调。作为全球重要的铜和锂生产国,智利在清洁能源设备、电动汽车和储能产业所需的关键矿产供应方面具有重要地位。与印尼积极发展镍资源下游加工相似,智利也希望借助全球能源转型提升本国资源产业的经济价值。不过,两国在资源开发制度和产业政策方面具有不同特点。智利长期形成以矿业出口、国际投资和全球市场联系为重要特征的发展模式。2023年提出的国家锂战略,强调通过国家与私人资本合作促进锂产业发展,并兼顾技术创新、价值增值和生态环境保护。2026年初公布的国家关键矿产战略,进一步体现了智利希望把握全球能源转型带来的矿产需求机遇的政策取向。与此同时,锂资源开发与盐湖生态、水资源利用及当地社区权益密切相关,资源开发的环境与社会影响成为政策制定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近年来,越南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并承诺于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2026年3月,越南更新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实施计划,提出扩大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控制电力部门排放并加强国际融资和技术合作的举措。这反映出越南希望通过能源结构调整,为制造业长期发展创造条件。但由于工业化仍处于持续推进阶段,电力需求增长较快,传统能源在电力供应中仍发挥重要作用。电网建设、融资能力和电力系统稳定性,也制约着可再生能源的进一步应用。与印尼和智利围绕矿产资源开发调整产业战略不同,越南的转型需求更多集中于能源供给能力与制造业升级之间的协调。对越南而言,绿色能源不仅涉及减排目标,也直接关系到出口产业竞争力和吸引国际投资的能力。这种由产业需求驱动的能源转型路径,反映了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在国际绿色发展趋势下的政策适应过程。

  国别差异背后的发展逻辑

  对印尼、智利和越南的比较表明,亚太绿色转型的国别差异并非简单体现为技术水平和政策力度的不同,其背后存在资源禀赋、发展模式和制度选择之间的深层联系。

  资源条件影响一国参与绿色产业链的初始位置。印尼和智利拥有重要的关键矿产资源,能够依托国际绿色产业需求拓展发展空间;越南的资源优势相对有限,其绿色转型更多服务于现有制造业体系。资源禀赋由此决定了不同经济体面临的主要发展机会,但资源本身并不能自动转化为长期竞争优势。能否形成稳定的产业配套、技术能力和市场联系,仍然取决于后续的发展战略与制度安排。

  既有产业结构进一步影响绿色转型的政策方向。印尼希望通过矿产加工提高国内制造业比重,智利需要在传统矿业发展基础上提升产业附加值,越南则注重通过能源结构调整保持出口制造业竞争力。绿色转型的实际过程,往往是既有发展模式在新的国际经济条件下进行调整和重塑的过程。不同国家的政策选择具有明显的历史延续性,其发展道路难以脱离长期形成的产业分工和国家能力基础。

  国家政策和国际市场之间的关系同样值得关注。绿色产业发展需要大量资本、技术和基础设施投入,发展中经济体往往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弥补自身能力不足。但国际投资和技术引进能否形成持续的发展收益,又受到本国产业政策、监管能力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影响。印尼的资源加工政策、智利的国家锂战略以及越南的能源转型规划,都体现了国家在全球绿色产业链重组过程中寻求更有利发展位置的努力。

  上述比较说明,亚太绿色转型呈现出共同目标引导下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其形成受到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国家政策和国际经济联系的共同塑造。只有理解这些因素在不同国别环境中的具体作用,才能准确识别区域绿色合作的现实需求。

  从国别差异中拓展亚太绿色合作空间

  亚太绿色转型路径的多样性,为区域合作带来了挑战,也孕育着产业互补与发展合作的机会。习近平主席强调,要本着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加强各经济体绿色发展战略对接,并指出切实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敦促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持续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支持。这一重要论述体现了绿色发展合作中共同目标与差异化责任相结合的原则,为推动亚太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指引。

  2026年APEC中国年将绿色化转型列为重点合作方向,围绕清洁能源、绿色矿产和环境保护等领域推进务实合作。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和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智能电网和绿色技术应用等方面具有产业基础,能够为深化亚太绿色合作提供实践支撑。2026年9月,亚太低碳技术示范与合作平台在深圳龙华发起,来自多个APEC成员经济体的代表围绕低碳技术应用、可及性和合作机制开展交流。这表明,深圳已经具备将绿色技术应用与区域合作需求相衔接的现实条件。

  从区域国别研究的视角看,绿色合作应当更加重视不同经济体的实际发展需求。针对印尼,应重点关注镍资源加工的低碳化改造需求,在清洁电力供应、工业节能和绿色制造等领域拓展合作,推动资源开发与环境治理相协调。针对智利,可以围绕锂资源开发利用、储能技术和矿业可持续发展开展交流,同时充分考虑当地资源管理制度、生态保护要求和社区利益。针对越南,则可以结合其出口制造业和能源转型需求,在可再生能源装备、电网建设、储能技术和绿色产业配套等方面探索合作。不同经济体的合作重点有所区别,但都需要以当地产业发展条件和制度环境为基础。

  这种差异化合作对参与亚太绿色产业链的各类主体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近年来,绿色产业国际合作已逐步从单纯的产品贸易向投资、技术、服务和产业链合作延伸。不同国家对于本地就业、技术转移、环境保护和产业配套的政策要求不尽相同。相关主体只有深入了解对象国的产业政策、法律制度和社会环境,才能提高合作项目的适应性与可持续性。在这一过程中,区域国别研究能够为企业识别政策风险、理解本地利益诉求和制定长期合作战略提供知识支撑。

  进一步深化绿色合作,还需要关注技术与发展能力之间的关系。亚太经济体在绿色技术研发、资金筹措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一些经济体拥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却缺乏相应的加工技术和基础设施;一些经济体具有较强的制造业能力,但面临清洁能源供给不足的问题。通过开展技术交流、人才培训和联合示范,可以促进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优势互补。尤其需要重视中小企业和地方社会参与绿色转型的能力,使区域合作能够产生更加广泛的经济社会效益。

  深圳还可以依托APEC合作交流机会,加强对东南亚、拉美等重点区域绿色发展政策的持续研究,将国别知识转化为服务国际合作的具体能力。围绕重点经济体的产业结构、资源政策、投资环境和社会需求,开展具有长期性和针对性的跟踪研究,有助于避免合作项目中的信息不对称,也能够为地方政府、行业组织和企业制定差异化合作方案提供依据。

  从更深层次看,亚太绿色合作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各方能否在共同发展目标下找到符合自身实际的合作方式。资源型经济体关注产业附加值和发展自主性,制造业经济体重视能源保障和产业竞争力,技术优势经济体则可能更加关注创新应用和市场拓展。只有充分认识这些需求差异,推动资本、技术、产业和市场之间形成合理衔接,绿色合作才能产生持续的发展动力。

  2026年深圳APEC会议为亚太绿色发展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推进亚太绿色转型,既需要把握全球绿色发展的共同趋势,也需要深入理解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道路和现实需求。发挥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优势,尊重国别差异,深化务实合作,有助于将亚太经济体的资源优势、产业基础与创新能力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拓展更加广阔的空间。

  【本文系深圳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重大专题(26ZDZT04)部分成果】

[ 责编:罗之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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