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 欧阳康
放眼世界,我们正面对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现代化、全球化正遭遇巨大挑战，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深刻调整，当今全球善治似乎正远离当代人类而去。
但从全球治理视角来看，全球善治仍然应当是当代人类文明进步的应有价值取向。如何在全球善治上争取各国的最大共识与合作，可以从各方面努力，也需要各种积极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无疑可以在全球善治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积极作用。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特殊意义在于，既自觉回应当代人类所面临的最重大最根本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有的宏大的世界视野和人类情怀，也指出了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从而有可能为全球善治提供价值引领。
全球善治的基础其实是现实地球生命权、经济政治权和文化权，而这些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的内容。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分为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自然层面，它叫自然生命权；第二个层面是经济层面，是人们如何更好去获得更多物质财富；第三个层面是政治层面，是需要去更好管理自我和社会，包括管理世界；第四个层面是文化，如何让自己的心里有一个家园。
而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这四个层面都在全球化中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自然生命权这个层面，最大的问题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在自然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性前所未有的被放大、被凸显出来。最初，人群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占有了不同的土地、江河湖海，依靠他们而生存。如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凸显出了自然资源所具有的力量，自然资源的占有重新变成一种现代化背景中一个突出的力量，这是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
经济层面，生产发展的模式发生了变化，生产方式的差异已经造成国度之间的巨大差异。原来是小生产，现在是大生产，甚至是全球生产。经济中有两个核心问题，第一如何生产的更多，第二如何分配的更好。我们从刀耕火种、机械化、电气化到信息化。现在如何占有生产方式的优先性，变成了国度之间竞争的重要的因素。而如何分配也变得更加突出，我们可以发现，大家都在生产，但是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生产方式的差异已经造成国度之间的巨大差异。
政治制度方面，原来以为应该有一个比较共同的人类的发展的模式或者是道路。很多西方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道路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发展道路，能够把各种力量都能够协调起来，现在看来资本主义道路本身也在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也引发了包括对美国政治模式的重新理解，以及对美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新的解读。
人们的精神文化层面出现的问题更加突出。全球化削减了文化的力量和作用，但是人们最终发现还是要寻找一个自己的根源。文化的核心是自我认同的问题，而这样一种认同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这一种挑战和前边三个挑战联系到一块，所以今天的全球化的问题真的就是一种极度的全球共性问题，以致到每一个个性问题全部凸显出来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真正的全球治理需要四个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价值取向上，目前可能是全球分化最大的时期，而且也是各国分化程度最大的时期；第二个条件要有一种好的国际组织的形式，二战以来出现的这几个组织的生存的合法性、运行状况以及未来的前景，现在面临着极大的挑战；第三个条件就是要有各个国家的积极的支持和协作，履行各自的国家的责任，这个问题如今也越来越突出；第四个条件，要有一种敢于担当全球化的个体，全球的问题最终落实到个体方面，如何在这样各个层面的基础上，让每个人自由发展和个性发展能够内在结合起来，这可能是当前人类面临非常复杂和重大的问题，也是我们需要持续研究的方向。
（本文根据作者在华中科技大学第四届“全球治理·东湖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责编：李澍]
提高粮食生产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如何理解货币政策的“适度宽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