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也特别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不难看出，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核心问题，当然也是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要素。只有通过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才能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基础和载体，才能确立起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才能为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创造条件。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的要求，就是要解决市场取向改革不足与市场取向改革过度并存的问题，塑造“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在市场门类上，加速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从总体上看，我国商品和服务市场化改革彻底、发育健全、竞争充分，但是要素和资源市场如土地、资本、高级劳动力、技术和数据市场等市场化取向改革不足，有些刚开始发育，有些并没有真正实现市场化竞争。市场门类发育不均衡的原因，客观上是要素的属性要比商品服务更为复杂，有些要素附带着更多的非经济因素，市场化程度可能弱一些，如劳动力附着于具有尊严的个人身上；土地带有一定的公共品属性，它还是农民的社会保障中最后的支撑体系；资本则跟剩余索取权和社会阶层划分等联系在一起。鉴此，政府一般会根据要素的基本特性，按照社会稳定与效率相互协调的原则，小心分类、分步地推进市场化改革。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控制要素流动由于会使控制者掌握要素使用权力并获取租金，因此在改革中要防止那种借口要素市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而推迟或拖延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倾向。

　　在市场规模上，把潜在规模优势转化为现实市场规模优势。从“市场体系”到“统一市场”再到“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些提法的变化意味着政策取向要从建设市场到建设一体化市场，再到建设大市场和强市场。我们一直是大规模国家，但是目前还不是大规模市场的国家，更不是强大市场国家。我们的市场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低，虽然因为人口多、加总算起来也不小了，但是市场呈现为行政分割状态，因此它只是潜在规模大，实际规模并不具有竞争优势，可以被规模经济利用的可能性并不大。推动潜在大市场走向现实的强大市场，除了要通过深化改革释放生产率、逐步提升居民工资水平、分好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外（这些都是做大市场规模的基本前提），还有两个重要的相关问题：一是大力纠正导致市场分割的行政因素、法治因素、社会文化因素，鼓励区域一体化发展；二是要加快资本市场化建设，通过资本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提高财产性收入的比重。这是在扩大工资占比条件受限的前提下，可以迅速做大做强市场规模的关键一环。

　　在市场结构上，尽快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我国产业的市场结构由于缺少充分的资产兼并市场的洗礼，以及行政区经济的阻碍，企业之间相对缺乏密切的产业分工合作关系，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有待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含义，就是要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载体上，建立起既不是原子化的市场竞争，也不是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在这种市场结构下，某些产业中往往存在若干相互激烈竞争的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它们就是产业链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链主”。而其背后则是一大批纳入产业链治理体系的中小微专精特新企业，这些中小微企业处于产业链的上游，是链主们的中间投入品供应商，具有专门的知识或技术诀窍，成为产业链上的“隐形冠军”，它们与链主的关系呈现为密切的“依赖性关系”。同时，广大的传统产业中的中小企业，则活跃于这些大型和特大型企业不涉及不涉足的产业领域，不与大型和特大型企业之间发生正面的直接竞争，与后者呈现为国民经济的“补充性关系”。

　　在市场价格参数上，尽快形成广义价格调节机制系统。充分竞争后形成的广义市场价格参数的调节作用，至少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有效的信息传递功能；二是引导资源配置功能；三是内在的激励约束功能；四是收入分配功能。某类市场价格参数的市场化改革不足的话，一是会导致该产业市场上这些基本功能的弱化或消失；二是会对广义价格体系的基本功能产生连锁扭曲。如土地市场竞争不充分，其垄断定价对资源配置过程发出了错误的利益激励信号，不仅会导致土地资源配置低效率，而且会影响其他行业获取正常利润，从而影响收入分配的结果，对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如过高房价诱发实体企业追逐房地产高利润，导致出现进入过度和实体经济衰退的迹象，不仅挤压制造业利润空间并影响其生存，甚至影响到一代青年人追求创新创业的理想和热情、职业选择和婚姻状态，等等。显然，根本的解决方法，不是去限制价格参数调节作用，因为越限制供给越紧张、价格越高，而是要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放开进行充分竞争。

　　在市场空间上，以一体化发展作为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选择性变量。受“行政区经济”特性的限制，不仅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步伐滞后，而且区域市场一体化进展也有待根本性突破。表现在各地热衷于追求低层次重复建设项目，进行过度的同质竞争，搞“小而全”的自我小循环，或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诸如制定歧视外地企业、实行地方保护的各类优惠政策，在招商引资中进行政策的“逐底竞争”，牺牲国家整体利益，等等。当优惠政策和各种歧视成了获取竞争力的来源，自然无法进行以效率为基础的公平竞争，统一大市场建设当然无从谈起。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是从纵向方面改变中央各部门给地区各种优惠政策的做法，不能让随意的政策优惠成为吸引资源流动的政策“洼地”，不能诱导地方为争取优惠政策“跑步进京”；二是强调对现有各种优惠政策区进行一体化改造，就是对各种国家区域政策进行开放和区域复制，以平等国家区域战略中的各地区竞争条件，为区域一体化扫清政策障碍，如区域性股权市场和全国性证券市场板块间的合作衔接等；三是为地方政府干预市场行为制定“负面清单”，尤其要防止其利用超经济强制力量行使行政垄断的行为；四是改变地方政府决策的目标函数偏好，从数量、速度偏好转向质量、效率偏好；五是逐步减少地方政府的市场活动参与职能，让其多承担区域公共产品提供者职能，以化解其干预市场的内在冲动。

　　在市场环境上，最大限度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市场化、法治化与国际化是市场环境（营商投资环境）建设的三大方向和目标。就当前市场化营商环境建设的重点来说，一是为企业市场准入制定好“全国一张负面清单”，不仅要放宽市场准入门槛，而且要公平各类企业准入的条件；二是推动企业减轻各种制度性成本负担，如放管服改革，如降低用能、物流、租金、融资等环节成本；三是完善具有半公共性的水电气暖价格形成机制，如在上游能源价格上涨的条件下，电力产出的价格要适当地弹性化放开，同时辅之以给居民必要的补贴。总之，如果说要素市场的竞争程度直接决定企业生产成本水平，那么市场环境建设的上述三个方面的优化程度，则直接决定企业的交易成本大小。由于交易成本大多数是企业很难控制的外部制度性成本，市场环境的改善将极大地促进企业效率的提升。市场环境建设涉及市场政策统一、规则一致、行动协同等基础问题，是政府的主要职能所在。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是要从上述三个方面改革政府目标、政策结构、工作职能和工作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