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小敏（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教授）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方面体现于重大科学技术在特定领域或关键环节所产生的突破性变革；另一方面也体现在科学技术被民众普遍接受并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产生活中。其中，科普至关重要，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科技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生产力。相对于科技的快速发展，人们在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的改变上天然具有滞后性，所以科普就必须随时代的变化进行高度组织化开展。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简称《意见》），就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对科学技术普及的新要求和国家层面的战略应对。

　　《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和高质量发展需要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创新驱动；从外部环境看，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上采取一系列封锁性行为，需要我们强化科学技术自主创新，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系统性加强科普，包括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全面提升国民科学素养，厚植科学技术转化应用的土壤，变得更加迫切。这既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

　　《意见》对科普工作进行了系统而明确的顶层设计和工作部署。其中一个鲜明的时代特征就是，强调科普和科技创新的辩证关系，并将二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意见》体现了以“大科普”理念为指引，以科普法为遵循，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构建政府、社会、市场等协同推进的社会化科普发展格局。该格局既服务于个体层面国民科学素养的提升，又融于国家层面“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还放眼于国际交流合作。当然，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的框架中，《意见》可以理解为整个科技政策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历史阶段中的一个新起点。

　　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普及，但在不同历史时期有问题指向性的差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普区别于五四运动期间的科学救国思潮，强调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1978年改革开放，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一系列科普工作的开展总体围绕经济建设。90年代科普特别关注了经济发展中的反科学、伪科学和封建迷信等社会和思想意识问题。2002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以及一系列相关科普政策的实施，形成了科普事业政府主导和全民参与的新格局，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意见》的出台，以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中，进一步解决对科普工作重要性认识不到位、落实科普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制度安排尚不完善、高质量科普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网络伪科普流传等问题。

　　广义的“大科普”和“大教育”是共通的。从行为主体和对象看，二者同属于国民教育和终身学习的范畴，涉及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社区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意见》也强调了各类学校和科研机构的责任，并提出方向性的要求，但在操作层面的重要机制和举措上，还有一些问题要关注和解决。一是加快修订完善科普相关法律法规。既要完善科普法，又要在教育法律的修订中进一步体现科普的内容。同时，强化各级人大的执法检查，进一步提升科普和科技创新的责任意识、社会氛围以及科普效果。二是政府主导建立健全分门别类、分层分级的科普资源的体系，对既有校外科普教育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尤其是针对青少年儿童的科普资源提供和配置机制。三是适应数字网络发展趋势，采用税收优惠等举措形成社会化参与的机制进行产品和服务的研发，加快推进科普载体和组织形式的数字网络化，确保不同群体以个体自适应的方式进行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