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东学院院长、中阿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侯宇翔，前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东学院名誉院长 吴思科

　　2018年11月17日开始，以巴黎为中心，法国多个大城市相继爆发“黄马甲”运动。这一运动从部分外省中下阶层民众针对新征燃油税的抗议活动，逐渐演变成为多阶层、多行业、多地区、多年龄阶段、“不分左右政治立场”、争取经济公正的全民街头抗议活动。“黄马甲”运动造成了法国1968年“5月风暴”以来规模最大的骚乱。经过十多周的动荡，“黄马甲”运动提出的政治诉求已经非常明确地反映了这场“革命”的主旨：反对法国执政者（马克龙总统）、反对现行政策（包括小至增收燃油税、大到欧盟建设等在内的一系列法国根本内外政策）、反对既有政治体制（即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议制）。尽管法国总统马克龙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这场运动依然没有平息，且已向比利时、荷兰、英国、德国、以色列等其他国家蔓延。

　　地中海两岸“俯仰”现状

　　2010年底，当时在地中海的南岸同样发生了一系列针对政府的罢工和抗议运动，这场运动最终点燃了中东地区的火药桶，在西方的主导下愈演愈烈。2010年12月，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民众由于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政治腐败、言论自由缺失、生活水平低下等原因，纷纷走上街头，反对政府的统治，争取民主政治。西方国家对这场革命持肯定的态度，并对此给予道义上的支持。2011年1月，突尼斯总统本·阿里被迫逃亡沙特，结束了23年的执政，突尼斯也成为了中东地区第一个被人民起义推翻政权的国家。随后，抗议运动点燃了整个中东地区，反政府火焰以燎原之势迅速在整个中东地区蔓延开来，这场运动被西方国家称为“阿拉伯之春”。与2018年底的“黄马甲运动”相似，这场人民为争取自身利益而掀起的运动，却带领中东地区人民走向不同的结果。

　　在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影响下，中东地区的许多国家也开始了类似的反政府社会运动，法国等西方国家媒体对此积极支持，并将此称为阿拉伯世界民主的“春天”。2011年2月15日，利比亚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一个月后，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了1973号决议，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及平民居住区”，“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迅速无阻地通过，以及确保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该决议通过两天后，以法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以“保护的责任”为旗号，开始对卡扎菲军队发起了轰炸，以军事打击的方式对利比亚政局进行干涉。随后欧洲和中东的27个国家也加入到干预活动中来。这些国家还为当时的“全国过渡委员会”的部队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资金等军事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卡扎菲部队所能控制的势力范围迅速缩小，最终政府被颠覆，卡扎菲也在这场运动中丧生。同样，西方国家为了颠覆叙利亚政权，极力推动叙利亚问题朝着推翻利比亚现政权的方向发展，一开始通过外交不断对叙利亚政府施压，随后变为更严厉的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然后进一步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进行干涉，最后不断的为反对派创造空间，不断提供经济与军事支持，以推翻叙利亚现任的巴沙尔政权。西方国家的干涉活动、地区民族宗教纠纷导致了叙利亚长达八年的战争，并诱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恐怖主义、难民问题等，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

　　同样的社会问题，同样的民众诉求，却引致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和结果。地中海南岸国家发生民主运动时，北岸西方国家以“俯视”的态度进行野蛮干涉。而北岸国家因社会问题而爆发相似的社会运动时，却没有受到地中海南部国家的影响。事实上，在历史上地中海两岸就曾有着密切的互动。

　　地中海两岸历史上的互动

　　地中海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同时也堪称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大约公元前4000年起，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便在这里拉开了帷幕。在这一地区，先后出现了阿卡德王国、亚述王国、古巴比伦王国等，为地中海两岸的文明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公元前3000年，埃及文明发端于尼罗河中下游地区，其范围从地中海东部广阔的三角洲地区一直延伸到克里特岛、希腊和意大利南部。这片海域上，埃及文明与克里特文明以及腓尼基文明在公元前的二十多个世纪里共同繁荣发展，人们相互通商，自由贸易，触角甚至延伸到意大利半岛及周围岛屿、北非沿岸和地中海西部，最远到达西班牙。公元前4世纪初，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自希腊起兵，东征波斯帝国，历时十年，经过伊苏斯之战、高加米拉战役、吉达斯普河战役，亚历山大征服了波斯、埃及、小亚细亚、两河流域，最终建起地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沟通了地中海两岸，从此中东进入了希腊化的时代。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灭亡了托勒密王国、塞琉古王国和帕加马王国，尼罗河流域、地中海东岸和小亚细亚半岛成为了罗马人的属地。公元3世纪，萨珊王朝兴起，此后四百年间，与罗马帝国交战频繁，形成了东西对峙的格局，萨珊王朝军队一度占领了叙利亚和小亚细亚以及尼罗河地区。公元622年，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创建伊斯兰教，建立了第一个具有国家性质的政教合一的政权，随后经过四大哈里发时代到了倭玛亚王朝，终于初步建立起统一的封建王权统治，为阿拔斯时代的盛世奠定了基业。在阿拔斯时代，穆斯林停止对外征服活动，开启了文化创造的黄金时代，从公元8世纪中叶至公元10世纪初，百年翻译运动持续了近两百年的时间。在这场翻译运动中，除阿拉伯的学术成就之外，大量失散的古希腊学术与文化著作被翻译成了阿拉伯语保存下来。11世纪末至13世纪末，在西方世界兴起了又一次规模宏大的翻译运动，这次翻译运动是从阿拉伯语到拉丁语的翻译，于是，古希腊与阿拉伯的科学与哲学大量涌向文化荒凉的基督教拉丁世界。伴随着古希腊学术的重新回归，阿拉伯的学术成就也被带进了西方世界，西欧人承泽阿拉伯人得以沐浴希腊理性的光辉，从黑暗走向了光明，实现了文化的复兴与发展。

　　近代以来，地中海北岸的欧洲国家在经历了文艺复兴之后，逐渐走出中世纪的黑暗。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逐步完成，欧洲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殖民扩张，保障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源供应和产品销售。为建立殖民帝国，法国在1830年征服阿尔及利亚，此后法国在北非征服了许多阿拉伯国家。二战结束后，阿尔及利亚为民族独立进行抗争，为此爆发长达8年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1962年阿尔及利亚通过公投获得了独立。另一个饱受法国摧残的阿拉伯国家是叙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取得对叙利亚的委托统治权。当时的叙利亚还包括黎巴嫩，他们并不甘心接受法国统治，而是希望独立建国。叙利亚议会于是推举费萨尔为“大叙利亚国王”。1920年7月25日法军攻入大马士革，控制叙利亚全境，压制当地民族主义运动，强行推行法语和法国文化，还为了拉拢土耳其将叙利亚的亚历山大里塔省割让给土耳其。此外，法国对叙利亚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将的黎波里、贝卡谷地、赛达、苏尔等地划给黎巴嫩。黎巴嫩最终在1943年宣布独立。尽管叙利亚在1944年也获得独立，但对黎巴嫩的独立始终耿耿于怀，直到1991年才勉强接受这个现实。

　　不难看出，近代以来，地中海北岸国家始终以居高临下之势“俯视”南岸国家，从早期的殖民侵略，到后来的政治干涉，都体现出北岸国家的文化优越感以及对南岸国家的轻视。面对来自北岸的侵略与压迫，南岸国家社会内部长期处于两个极端。一部分人为“世俗主义者”，他们拥有国家权力，掌控着国家的发展方向，认为应该学习西方，全盘西化。在“西方中心论”的长期侵蚀下，这部分人盲目效仿和照搬西方政治模式，把植根于政治制度达千年之久的伊斯兰教剔除出去，将国家基础强行建立在世俗主义基础之上。而按照西方标准，世俗化和政教分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提条件，但伊斯兰世界并没有“世俗化”的空间。这种脱离实际的生硬模仿，不仅使伊斯兰世界没有学到西方制度的精髓，反而连自己原有的制度优势也丧失殆尽，使他们自身始终处于伊斯兰势力的挑战下。而另一部分人为“伊斯兰主义者”，他们多为社会中下阶层，无法掌控国家的发展方向，他们主张宗教回归，回到先知的时代，一切以《古兰经》的原则作为组织社会生活的基础。此外，民众对世俗政权的政策往往缺乏耐心，总是渴望立竿见影的政绩，很容易转向“回归伊斯兰”的道路，引发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复兴。在现当代，世俗与宗教两种力量冲突不断，直接导致伊斯兰世界内部的虚弱，因此，面对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地中海北岸国家，他们不得不以“仰视”姿态与之相处。

　　地中海两岸如何“平视”？

　　通过“黄马甲”运动与“茉莉花革命”或是“阿拉伯之春”革命事件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地中海两岸的“俯仰”之状，而且这种“对视”由来已久。两岸“俯仰”之间的现状何时能够改变，双方何时能够真正的“平视”呢？

　　对于地中海南岸国家来说，他们急需找到一条既不盲目地崇拜西方民主，又不极端地回归宗教的道路，来创造既有实力，又有自主的文明。一方面，南岸国家必须保留本土文化的独特性，也就是“阿拉伯属性”和“伊斯兰属性”。这些成分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基因和基础，是在伊斯兰世界特定的地理、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因而是伊斯兰文明须臾不能丢弃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必须充分汲取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中东伊斯兰国家没有经历过系统的工业化大潮洗礼，植根于传统社会生产方式的伊斯兰文明难以为经济现代化提供足够的价值支撑。因此，中东政治转型同样需要对外来文化采取“拿来主义”。南岸国家必须“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方可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再“仰视”地中海北岸的国家。

　　对于地中海北岸国家来说，他们则需要走出傲慢，将近现代的西方工业文明进行沉淀，抛弃对地中海南岸“俯视”的傲慢态度。“黄马甲”运动的爆发已经暴露出法国、英国、比利时等西方国家的社会问题，种种迹象表明，它并非对某项政策、某个政府、某位总统的有限不满，而是在法国积累多年的对整个左右翼执政体制、法国经济格局和西方民主根基--“代议制民主”强烈不满的一次总爆发。在此背景下，打着“保护的责任”旗号对利比亚等地中海南岸国家进行粗暴干涉的法国如何“保护自己”，如何通过“对话”尽快平息旷日持久的“黄马甲”运动，如何推行政策来缓解法国改革的“阵痛”，都是当下法国民众对法国民主政府执政的考验。对此，法国等地中海北岸国家也应该意识到，尽管西方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强大使西方文化成为了竞相模仿的“先进文化”，但是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规则和政治制度并非“普世价值”，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同样会造成大量的社会问题。在地中海南北两岸国家的互动过程中，北岸国家需要抛弃“西方优越论”的价值取向，结束按照西方提供的路径和药方对南岸国家进行“文明改造”的进程，以相对平等的态度与南岸国家开展文化沟通，实现共同发展。

　　地中海南北两岸的互动与交往已有千年之久，由“黄马甲”运动与“阿拉伯之春”革命之对比折射出的两岸“俯仰之间”的对视从近代开始持续至今，对地区的政治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发展大势中，南北两岸国家都需要付出努力改变“俯仰”之现状，以“平视”的姿态进行对话，共同解决地区问题，走出困境，促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