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农业发展、国际供应链、毕业生就业、脱贫攻坚、污染防治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刘守英：重新界定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刘守英指出，在农业发展的新的阶段，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农业。未来中国农业要实现根本转型，必须重新认识和定义农业。不能简单地将农业定义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服务者和居于从属地位的产业，需要重新界定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应告别以农业占GDP的份额来看待农业重要程度的传统，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应主要表现为：一是农业产出品具有不可替代性，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就是对基本民生的基础保障；二是农业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在相当长时期不会减弱，农业提供食物安全的重要性将不断增强；三是农业的功能将不断延伸，从生产向生活和生态功能不断扩展，对人类生活品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四是农业供给质量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性和地位举足轻重，农业供给实现从低复杂度向高复杂度的转变，是农业领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

　　摘编自《光明日报》

　　【倪红福：中国有能力有实力有底气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倪红福表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布局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效益，但其稳定运行也面临着较大风险。比如，疫情在全球蔓延对国际经贸活动造成较大影响，个别国家实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造成冲击。虽然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我国具备多方面优势，有能力有实力有底气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办成了许多大事、难事，成功抵御了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风险挑战。二是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国是拥有14亿人口、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大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具有规模广阔、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这种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利于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比较优势，为我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保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提供了足够大的回旋空间。三是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优势。目前我国已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我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具备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抵御风险冲击的巨大韧性和回旋空间，具备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实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

　　【钟江顺：有效应对线上求职新形态，加强大学生求职行动指导】

　　杭州师范大学经管学院党委副书记钟江顺指出，面对突发的疫情，有效应对线上求职新形态和新趋势，加强大学生求职行动指导非常必要。一是要主动出击，转战线上应聘玩转“云就业”。高校毕业生要充分发挥好奇心，保持一颗求知的心；充分了解网络求职的单一模式、平台模式和综合模式等具体特点；充分把握网络求职更智能、更便捷、超成本的优势。从而，毕业生在互联网信息化求职行动中可实现岗位供需精准对接，求职信息进展“一目了然”。二是要不惧挫折，屡败屡战寻找机会。高校毕业生无法走进职场，但能积极收集就业信息，可以全面掌握多种求职信息来源渠道，可以全方位关注各种在线网络招聘和学校空中双选会，可以积极利用新旧媒体载体获取更多有效就业信息，还可以求助老师、同学、亲戚朋友的推荐，锲而不舍、主动求职。求职不是一帆风顺的，遭遇挫折，仍要继续尝试，学会坚持，拥有一种越战越勇的心态，在多一次尝试中获得多一次成功的机会。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李罡、何军：答好疫情这道“加试题”】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罡、何军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加试题”，也是影响脱贫质量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坚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解决好贫困群众就业问题、贫困地区农产品滞销问题，至关重要。要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积极推动贫困劳动力尽快就业务工，利用多平台促进农产品的销售，大力开展消费扶贫行动，切实解决制约扶贫项目开工建设的突出问题。要做好对因疫致贫返贫人口的帮扶，及时落实好兜底保障等帮扶措施，织牢织密综合兜底保障网，确保其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力争把疫情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摘编自《经济日报》

　　【李莹：治污精准施策更要发挥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

　　李莹表示，治污精准施策不仅需要充分运用行政这只有形之手，更要发挥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实践证明，运用经济手段能够取得更长久的治污效果，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目标。近年来，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保护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环境费改税增强了对污染者的刚性约束，生态补偿制度有助于解决跨流域治理难题，PPP模式的运用使环境公共设施建设速度大大提升，绿色信贷有利于企业走上绿色发展之路……当前，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仍有较大完善空间，各地可以根据地方实际，运用更多经济手段服务环境管理，激励企业主动开展污染防治，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创造有利条件，汇聚更大力量。

　　摘编自《中国环境报》

　　（光明网记者 李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