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态保护补偿、改革开放、国家治理现代化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商志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需要植根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之中】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商志晓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需要来自客观现实和社会实践的要求，其根基深深置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土壤中，其内容蕴含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的理论需要，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决定的，是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决定的。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踏上新的发展征程肇始，我们的工作重心和目标任务是新的，我们的实践方式和行为样态也是新的，相应的，我们的认识与理论也必须进行调整与创新。邓小平同志曾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要干好这样“一项新事业”，我们必须做好两件事情，一是开创实践新局面，二是书写理论新篇章。而书写理论新篇章，就是当代中国的理论需要。这既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时代任务，又是开启当代中国新的发展阶段的根本支撑。

　　摘编自《光明日报》

　　【逄锦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断发展的科学】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逄锦聚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例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并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摘编自《人民日报》

　　【吴健、昌敦虎：生态保护补偿领域引入社会资本十分必要】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吴健、昌敦虎指出，社会资本的引入，将改变传统上由政府寻找生态补偿受益者的被动模式，转变为由潜在受益者积极寻找生态环境效益的主动模式，为生态产品市场增加活力。生态补偿的本质是通过“受益者付费”实现对生态保护产生的正外部性的补偿。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保护的成果往往在较大空间、较长时期内产生正外部性，受益主体数量众多、空间分布广泛、需求差异大，即便通过政府代理，也难以识别所有的生态补偿受益主体，更难识别具有较强支付意愿的受益主体。社会资本的介入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增强了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产品的价值流动性，调动了“受益者付费”的积极性。社会资本介入生态补偿领域，是绿色发展的内涵所在。绿色发展不仅要求产业生态化，而且要求生态产业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的规模扩大、参与主体增加、市场化程度增强，无不需要社会资本的参加，并与财政资金形成良性互动与优势互补。社会资本介入不同层次和不同空间范围的生态保护与补偿项目，其本质就是推进生态产业化，促进区域流域产业结构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丰富绿色经济形态。

　　摘编自《中国环境报》

　　【宋雄伟：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觉醒】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宋雄伟表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兴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选准了方向，前进才不会迷茫；走对了路，才能越走越宽广。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从沿海到内陆，从“打开国门”到“全方位开放”，从加入世贸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改革开放这一伟大觉醒、这一伟大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胡伟：在理论与实践的交汇点上审视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理论创新工程首席专家胡伟指出，如果说以“四个现代化”范式为代表的“器物现代化”取向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1.0版，那么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标志的“制度现代化”取向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2.0版。我国现代化从1.0版升级到2.0版，就是要在“器物现代化”的基础上把“制度现代化”置于关键地位，把以增强硬实力为主的现代化战略转变为着力补齐制度软实力短板、形成软实力和硬实力良性互动的现代化新格局。同时，也应当充分认识到“制度现代化”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器物现代化”。尽管“十三五”期间我们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已经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制度现代化”依然任重而道远，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需要加以具体实践的历史重任，必须进行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敢于涉深水区、啃硬骨头，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把愿景转变为现实，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适应。尤其是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新形势下，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发展，这就更需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支撑。

　　摘编自《北京日报》

　　（光明网记者 刘梦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