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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疫情防控、乡村发展、生态产品、国内大循环、网络社会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胡豫:重大疫情防控体系和救治体系密不可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院长胡豫表示,重大疫情防控体系和救治体系密不可分,联通着“预防—控制—治疗”全链条,是重大疫情防控的“主战场”。提升医疗救治能力是重大疫情救治体系的关键内容,在病毒来袭时,“救治”作为疫情防控链的最后一环,对控制疫情蔓延、降低疫情灾害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平战结合、补齐短板,健全优化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平战结合、梯次布局的医疗救治网络。以大型公立医院为龙头、基层医疗机构为网底,注重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分级诊疗制度以加强基层救治能力建设,重视提升疑难感染性疾病诊治能力以补齐高水平医院诊疗短板。规划布局平战结合的医疗服务体系。在城市分区域选择医疗机构进行硬件改造和物资储备,平时收治普通病人,战时作为传染病救治中心。加强公共卫生队伍建设,为战时组建救治团队、护卫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做好准备。
摘编自《人民日报》
【赵兴泉等:引入“跨域发展”理念,为强村发展提供飞跃平台】
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赵兴泉、汪明进、王枕旦表示,对薄弱村来讲,“飞地抱团”发展,实现了从“本地低效造血”向“异地高效造血”转变。“飞地抱团”发展项目质量较高,同样的资金投入能换取更多利润,参与此类项目可较快实现村集体增收、村民获益。对镇(街道)和开发区等平台来讲,“飞地抱团”发展,实现了从“项目空间错配”向“项目空间匹配”转变,进而在县域空间布局上,实现零散碎片化开发向整合集中化开发的转变,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空间支撑。同时把改革强村作为凝聚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力的重要阵地,通过聚焦构建农村善治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牵引作用,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
摘编自《浙江日报》
【刘桂环、王夏晖:市场要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刘桂环、王夏晖表示,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也是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要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产业绿色转型,从政府为主配置生态资源转向由市场为主配置生态资源。加快要素市场的培育,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绿色生产力集聚。在深化排污权、碳排放权、碳汇、水权交易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融合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生态产品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建设,明确生态产品交易属性和价值功能,探索生态产品入市规则,集约精准配置公共生态产品。鼓励企业和社会参与,以环境服务许可方式购买水源涵养、生态固碳等生态产品。借助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支持重点生态功能区与受益地区建立共建园区、飞地经济等区域合作形式,打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市场通道。
摘编自《中国环境报》
【王珏: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良性循环】
王珏认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出了明确要求。如何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好地贯通起来,加快疏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堵点,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疏通流通环节的堵点,关键是加快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良性循环。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高效流通体系能够在更大范围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扩大交易范围,推动分工深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财富创造。当前我国流通领域仍然存在一些约束要素自由流动的隐性壁垒,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为此,就要推动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健全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坚持平等准入、公正监管、开放有序、诚信守法,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确保市场竞争公平有序。在物流体系建设上,要进一步完善城乡融合的交通网络,推动基础设施数字化和网络化改造,加强核心枢纽、主干线路、区域仓储分拨中心、终端配送节点的统筹协调,提高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效率。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上,要加快建立覆盖全国的企业信用评价机制,完善公共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促进形成“失信寸步难行”的社会氛围。
摘编自《经济日报》
【张翼:形成集“良治”与“善治”为一体的制度配置】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翼指出,在以网络社会所表征的数据社会中,网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远远慢于网络发展的现代化水平。网络治理、数据治理、人工智能治理的制度设计,还难以达到法治社会的需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在社会治理体系中也加入了“科技支撑”的相关表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提升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辅助治理能力”。只有将文件的引领转化为治理效能,才能在数据社会的演进中形成集“良治”与“善治”为一体的制度配置。
摘编自《北京日报》
(光明网记者 李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