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服贸高质量发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体经济智能化转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公共数据开放共享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伍建民：以技术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策略赋能服贸高质量发展】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伍建民指出，服务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塑国际经贸规则、深化国际经贸合作、践行全球经贸治理的重要方式，也是我国对外开放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之一。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均衡性、平衡性总体上显著提升，但在重点领域、重要行业存在显著差异。如何进一步促进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以研发服务、专业和管理咨询服务、技术和数据贸易服务等为核心的其他商业服务贸易的可持续、均衡性、包容性增长，是推动服务贸易总量增长、结构优化、效益提升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为此，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前提下，必须注重技术引进和技术出口并重，坚持技术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策略。一方面注重技术引进是要点。积极推动国际创新企业与国内企业签订专利交叉使用许可协议，引导国内企业获取国外先进技术资源，扩大技术尤其是关键技术进口。另一方面，强化技术出口是重点。大力培育具有全球资源整合能力的科技领军企业，鼓励企业通过战略研发合作、技术交叉许可、投资并购重组等方式，提高海外优质资源配置能力。扎实推进财税、出口退税、贴息等政策落地，加快金融、咨询、会计、法律等生产性服务业国际化发展，推动我国产品、服务、技术、品牌、标准走出去。

　　摘编自《光明日报》

　　【蔡昉：以公共政策破解社会流动不足梗阻】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蔡昉表示，迈向橄榄型社会是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中国14亿多人口中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按照目前采用的中等收入群体标准，典型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50万元之间。根据这个标准，我们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五等分分组数据来看，符合中等收入群体的人群主要还是在城镇的高收入组和中等偏上收入组，可以说还没有构成很大的人群规模，就是说橄榄型社会结构尚未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未形成，归根结底是由于社会流动的不足。那么，我们应该从公共政策的哪些方面出发，去探寻促进社会流动的政策着眼点和着力点呢？第一，促进社会流动要靠改革和制度建设。在目前发展阶段上，推进改革可以带来报酬递增和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这个改革红利就是消除各种阻碍经济增长、收入提高、差距缩小和社会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第二，初次分配领域要着眼于生产要素的配置，以及生产要素在各自所有者之间的合理分配。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是该领域最紧迫的改革任务，可以说今后13年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窗口期。第三，加大再分配力度，需要显著增加政府社会性支出。显著扩大社会性支出，才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全民和全生命周期覆盖这一重要的再分配目标。第四，第三次分配领域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补充，个人、企业和社会均可以大有作为。具体来说，我们需要转变企业的目标函数，用创新的方式把员工、用户、供应商、社区、社会和环境，都纳入企业的生产函数。这样，我国的企业发展既可以产生无穷无尽的创意，也能从市场内外获得回报。

　　摘编自《北京日报》

　　【刘虎沉：以智能化转型为实体经济注入新动能】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刘虎沉认为，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通过学科发展、理论建模、技术创新、软硬件升级等整体推进，有力驱动经济社会各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跃升。我国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任务，亟需通过人工智能赋能来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瓶颈、催生新兴产业、重构商业模式，以智能化转型为实体经济注入新动能。一是培育关键根技术，加强自主创新。须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明确根技术的发展路径，坚持整体谋划和重点突破的原则，强化战略性前沿领域的超前布局。二是推进包容审慎监管，保障健康发展。须坚持包容审慎监管理念，营造市场主体自由创新和自我纠偏的宽松环境。从成本效益、影响范围等因素出发，衡量应用的风险水平，依据风险等级实施分级分类监管。三是构建开放产业生态，汇聚各方资源。必须推动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的统筹共建、系统布局和开放共享，充分发挥新型基础设施的整体效能。以需求为导向，在制造、交通、医疗、家居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度挖掘有关应用场景，通过场景创新汇聚资本、人才、算力、技术等要素，打造政府、科技界、产业界协同联动的场景创新合作生态。

　　摘编自《经济日报》

　　【张占斌、毕照卿：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深刻回答时代之问】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毕照卿表示，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实际指向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内在彰显了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一是必须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推动其原创性贡献研究，深入挖掘这一科学理论在新中国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原创性贡献。二是必须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研究和教学各环节、全过程，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理念，立时代潮头、通古今变化、发思想先声，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此外，还必须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两个结合”。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一系列实际问题，构成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前提与现实方向。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过程中，应深刻总结“两个结合”的重要历史经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演进过程和发展规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深刻阐释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摘编自《学习时报》

　　【席月民：统一建构公共数据开放共享的法律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经济法室主任、研究员席月民表示，数字经济立法必须适应信息社会法律变革新趋势。面对当前数字经济和数字法治政府发展中“先地方、后中央”立法进路中的“地方主导”问题，我们需要克服地方立法的固有局限性，积极回应统一建构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法律制度的现实需求，及时制定统一的《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条例》。首先，这是正确处理“政策引领”与“法治保障”关系的需要。制定《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条例》，既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内在要求，也有助于清理和完善我国数字经济法律体系、为数字法治政府发展提供体系化制度性保障，还有利于切实回应问题导向的“政策引领”，依法防范和处置安全风险，维护个人和企业的数据权益。其次，这是统筹处理“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关系的需要。制定统一的《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条例》，有利于澄清认识误区，科学使用法律概念与立法模式，克服“地方主导”立法中在思想认识、立法理念、利益保护、空间效力等方面的固有局限。再次，这是实现公共数据开放共享立法理念转型的需要。确立以平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核心的立法理念，是合目的性的立法理念转型目标，有利于形成基于公共数据开放共享的数字政府责任规则。最后，这是现行有关行政法规更新迭代的需要。制定统一的《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条例》事实上是为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及其运行进行专门立法。从立法进路看，与其对过去并行立法模式“打补丁”，不如与时俱进“合二为一”统一立法，进而完成公共数据的收集、归集、存储、归档、共享、开放、应用以及安全保护等平台政府责任规则的系统制度安排。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光明网记者 郑芳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