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贞晔（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讲座教授、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全球治理面临发展中国家持续发展和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新技术革命和新兴问题领域不断呈现，全球化发展和全球性问题日趋复杂等新形势新挑战，全球治理体制不公正不合理之处愈加凸显，变革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已成为时代迫切需要。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潮头，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出了新的方案和价值指向。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在国际社会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为全球治理健康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后更有必要以自身的实践经验和大国责任担当，积极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引领和塑造全球治理变革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成为时代迫切需要

　　首先是世界格局出现深刻变化，新兴国家持续崛起，全球治理体系必须反映世界格局变化的新形态，满足新兴国家持续崛起的诉求，才能够获得持续的合法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份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数据显示，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和地位更加凸显。中国GDP总量达到18万亿美元，仍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与排名之后的其他国家特别是排名第三的日本差距由之前的11.76万亿美元扩大到13.87万亿美元，优势继续扩大。同时，作为世界第二大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在2022年的经济总量也达到3.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英国进入世界前五大经济体。其他重要新兴经济体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也日益增加。世界经济格局中“南升北降”的趋势逐渐明晰，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既定规则和话语权分配已经不能充分满足这种格局变化的需要，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受到挑战，全球治理体制迫切需要变革。

　　其次是新技术革命和新兴领域问题不断呈现，全球化发展和全球性问题治理面临日趋复杂的新形势新挑战，全球治理迫切需要大国发挥积极正面的作用，主动揽起责任担当，引领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近年来，全球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数字经济和数据跨境流动规模迅猛增长；同时，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和新兴科技手段的发展，远洋、极地、月球、外太空等新兴领域的治理问题也引起广泛关注。这些新技术和新兴议题领域的治理规则在形成过程中面临着主要西方大国和技术强国的霸权侵蚀的问题，其治理规则形成和发展的公正性与合理性面临威胁。

　　积极发挥引领作用，着力推进全球治理变革

　　在世界格局深刻变革、发展中国家发展诉求增强和新兴问题领域治理日趋复杂和迫切的形势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拥有重要地位的大国，应以时不我待、勇担责任的情怀，积极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一是积极引领全球发展，重点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快速转化为全球发展议程，使全球治理议程设置向着发展导向转型。发展是当今世界的头等大事，离开了发展世界和平的物质基础就会被动摇；没有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就得不到提升，全球治理和国际事务就难有公平合理可言。当前中国参与引领全球治理的首要步骤是引领和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尽快将全球发展倡议概念化、议程化，目标化，着力推动全球发展由不平等向平等转向，将发展的快速步伐由新兴工业化国家扩展到16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二是积极推动G20核心议程设置回归发展导向。近年来G20治理议程受到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诸多干扰和冲击，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蓄意将G20议程政治化。中国在G20议程设置中要更加积极地综合利用和发挥金砖机制、“中国+”多边和区域对话机制以及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合作机制等，合力推动G20以及其它治理机构的议程设置向着发展导向转向和回归，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地回应发展中世界的发展诉求。

　　三是切实推进IMF、世界银行等重要发展融资机构改革，以适应发展中国家发展需求。早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国际社会就已经在两大机构关于放宽援助条款、强化监督职能和调整治理结构等方面的改革上形成了共识，近年来两大机构在份额改革、贷款程序等方面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显然远远不能回应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重要诉求。在两大机构的改革进程中，除了继续推进份额改革和治理结构变革之外，还必须切实从广大发展中国家实际需要出发，在贷款和监督职能方面倡导和推动两大机构变革。在贷款方面，IMF和世界银行必须继续变革以往苛刻、僵硬的贷款模式，在贷款条件、期限和贷款品类等方面适时调整，进一步提高贷款的灵活性、有效性和及时性。在监督职能上，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国内金融市场狭小以及金融部门脆弱，资本管制在特定情况下是一种迫不得已地应对可能的金融危机的有力措施，IMF也必须大力改变其长期以来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资本管制的强硬立场，在援助和监督方面采用更加切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的方式。

　　四是不断完善和壮大新型多边发展机构。新时代以来，中国推动创立了亚投行、新开发银行和 “丝路基金”等新型发展融资机制，为全球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新的方案。但是与传统多边发展融资机制相比，这些新型发展机构仍然面临融资规模相对较小与融资成本相对较高、贷款政策和标准需要优化、加速项目进程与对标国际标准存在矛盾等方面的困难和挑战。因此，只有不断进行探索和变革，才能够为新型多边发展机构的发展和全球发展融资探索出成功的方案。

　　五是夯实全球治理的政治基础，塑造稳定的全球治理秩序。在当今国际舞台上，联合国在全球治理和国际事务中一直发挥着政治基石的作用，也是全球治理和国际事务的公平性与合理性的象征。因此在全球治理舞台上注重发挥联合国体系作用至关重要。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必须作出表率和引领，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和世界事务中的权威。

　　六是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当今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规则仍然主要由西方国家特别是主要西方大国占据主导地位，二战以来形成的全球治理制度和各种机制存在程度不同的制度僵化、落后的缺陷，严重地削弱了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和公正合理性。因此，中国在以往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已经取得的经验和成果基础上，团结和联合广大新兴经济体，坚定不移地推进各个领域的治理机制变革。

　　七是在新兴治理领域中国参与和引领的关键是要发展自己，以自身不断增强的实力为全球治理发展开拓新空间、提出新议题、设置新规范。在网络空间治理、数据治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与应用等新技术革命领域，中国要积极实现自身发展，以自身的发展引领行业发展，主导规则制定；在气候治理领域以更加积极的步伐推进低碳技术和低碳经济发展，积极引领和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实现全球气候治理与自我发展的相互促进；在远洋、深海、极地和外太空等新兴问题领域应加大投入，积极参与治理规则的制定，以自身的发展引领和确保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八是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指引，推动全球治理走向全球民主协商的道路。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共商”原则具有统领性意义和价值，在主权平等的国际社会，主权国家之间只有在相互尊重、共同协商的基础上才能够达成合作，也才能够实现共建共享。从理论上来说，“共商”原则具有相互尊重、共同协商和凝聚共识的价值意义与工具意义；从实践意义上来说，只有相互协商和共同协商才能够通向达成共识、生成合作意愿、产生合作方案和形成合作行动。因此，在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的过程中，推动“共商”原则机制化、可操作化，并最终形成一系列明确规范的操作程序，必然将会极大地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更加具有合法性和民主化的方向发展，也必然能够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探索出一条走向全球民主协商的光明道路，从而为全球治理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