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康令（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于《礼记》中的“礼尚往来”，强调的是一种“以礼相待”的精神。它不仅是古代中国人智慧和价值观的体现，更是当代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秉持的原则。经老一辈革命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改造，“礼尚往来”概念也被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崭新科学内涵，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经典例子。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采取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外交方针，在整个对外战略中处于主动地位。同时，我们也通过“礼尚往来”等方式，在具体事情上因国而异、顺势而为。1952年4月30日，在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周恩来对“礼尚往来”的外交方针作出解释：“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针锋相对，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总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你来一手我也来一手。不怕它先动手，实际上它一先动手就马上陷于被动。”

　　“礼尚往来”一词来源于《礼记·曲礼上》：“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对此，唐代孔颖达认为，三皇五帝时期淳厚其德而不尚往来之礼，人们在交往中重视施与、施惠而不求报答、报酬；后来到了夏商周三代，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表现为“独亲其亲，独子其子，货力为己”，故而其礼主尚往来，有“施”便应有“报”。可见，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礼尚往来”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学意涵，体现了生产力发展决定生产关系变革的普遍规律。

　　除了《曲礼》之外，《礼记》的《乐记》和《表记》当中也有“礼尚往来”的说法，值得细细品味，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不少启示。

　　礼尚往来之“体”：报本反始

　　3000多年前，农业革命的不断推进为周代的制礼作乐奠定了物质基础。《礼记·乐记》从“施”与“报”的区别入手，比较分析了作为治国理政之道和重要社会规范的“乐”与“礼”的功能差异。“乐”讲究布施功德，比如周武王之《武》乐不仅能彰明王者盛德，也能使人发自内心地感到快乐和欢愉，所谓“乐其所自生”。“礼”讲究回报恩情，比如周人追祭先祖后稷，既是对其创立王业之根本的报恩，也是世世代代的后人对家国初始的牢记和反馈，即所谓“反其所自始”。如果说“乐”所提供的是一种单向给予，施恩而已、不望其报；那么“礼”所要求的双向奔赴就可以归纳为“礼尚往来”，受人礼事、必当报之。《史记·乐书》也有类似的论述。

　　“礼尚往来”的根本价值取向是“报本反始”，反映了中华文明具有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历史延续性。《礼记》里的许多地方都有论及，如，《礼器》说“礼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祭义》说“天下之礼，致反始也……以厚其本也”。

　　从经济基础角度看，以农为本、敬天法祖的理念深入华夏先民的骨髓。人们既纪念祖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又注重当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诗经·大雅·生民》讲“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讲“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满满的喜悦里透露出对用辛勤劳动创造宽裕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也意味着“仓廪实而知礼节”是多么来之不易。

　　从上层建筑角度看，崇德向善、安土重迁的社会风气滋养了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人文情怀。北京中轴线上的诸多典礼建筑就深刻记录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历久弥新。中国人崇敬“皇天后土”、追求“天人合一”，从象征“天南地北”的天坛和展示“左祖右社”的社稷坛就可见一斑。天坛是古代祭天、祈谷的祭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社稷坛则是古代祭祀土神、谷神之所，也是皇权王土和国家收成的象征。在这两处地方，从明永乐十九年（1421）到清宣统三年（1911）的近500年间，明清两朝皇帝举行过的祭祀大典就达约2000次，充满着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现实观照和美好期盼。

　　礼尚往来之“用”：厚义生利

　　随着古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交节奏不断加快，特别是在秦汉开启大一统中央集权时代后，“礼尚往来”的含义也越来越贴近大众，逐步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规矩和准则。不论是人际交往还是在国际交往中，背后都富含着东方韵味的“义”“利”之思。

　　《礼记·表记》有云：“仁者，天下之表也；义者，天下之制也；报者，天下之利也。”“仁”更突出君子贵德、施以仁恩，并且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义”更侧重通过裁断其理使得事务各得其宜，使得人们履蹈而行。若能兼行仁义至极，那便可以王有天下，也就是“至道以王”。至于“报”，汉代郑玄注曰“谓礼也，礼尚往来”。“礼”本身包含谦让、恭敬等众多意思，并不直接等同于“报”；而“礼尚往来”则有互惠互利、趋利避害的含义，是可以与“报”联系在一起的。在“天下为公”的大道指引下，“义”承接着“仁”与“报”。人们往往把“忘恩”视作“负义”并加以抨击和唾弃，就是因为没有知恩图报或者恩将仇报都是不仁不义的。

　　古代中国的发展程度长期领先于世界，说明中国人不仅重视“利”而且善用“利”。追求富足幸福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对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编户之民而言无一例外。《礼记·大学》在论及“生财有大道”时反复强调“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先义后利”和“义利兼顾”正是通过“礼尚往来”实现经邦济世和富国裕民，展现出的是一种内嵌在稳定秩序之中的深厚经济伦理。

　　“礼尚往来”的基本实践功能是“厚义生利”，反映了中华文明具有厚德载物、同舟共济的文明包容性。根据《诸蕃志校释》的记录，宋代泉州对外贸易具有各取所长、优势互补的鲜明特征：中国的出口商品主要包括青白瓷器、金银器皿、漆器等高附加值器物，伞、席、扇等日常生活用品，以及绢、锦、绫等丝绸制品等；海外输入中国的货物则大多是名贵的香料、药物、珠宝和珍稀的动物、木材、金属等。除了持续完善大量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古代泉州还采取了开放宽松的市舶政策，构建了友好便利的营商环境，实施了公平规范的交易法则，为“梯航万国、蕃舶辐辏”的盛况夯实了制度基础。同时，多元文化在刺桐港和谐共生，绘就出文明交流互鉴的精彩画卷。我们至今依然可以看到天后宫、泉州府文庙、开元寺、老君岩造像、伊斯兰教圣墓等多彩的古迹遗址，相信能从中汲取更多关于人类命运与共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