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婧（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基层治理问题，2024年先后到天津、湖南、重庆、宁夏等地考察基层治理实效，并指示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近年来，党中央持续关注并不断健全为基层减负与赋能的长效机制。破解基层治理长期存在的“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旨在提升基层治理效能，重在减负与赋能同向发力、统筹推进。破解“小马拉大车”难题，需要“跳出基层看基层”，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按照“壮马、轻车、畅路、聚力”的思路，做实做优基层治理的“加减乘除”法，系统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实效。

　　壮马强基：提升基层街乡治理内力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要确保“基层事情基层办、基层权力给基层、基层事情有人办”。基层治理改革需要回归基层、做强基层，“内练一口气”是关键。提升基层街乡“小马”的治理内力，避免基层矛盾外溢和上交，“壮马强基”工程势在必行。如何在任务繁多、责任重大的压力下提升治理内力，需要做好、做巧加减法，把该卸的包袱卸掉，才能释放足够的创造性治理空间和活力韧性。

　　首先，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为基层干部减负松绑。鼓励基层干部为解决群众困难问题发挥治理能力，先要做足减法，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扎牢制度的笼子刹住文山会海、层层加码、过度留痕、多头考核等“内卷风”。严格督查各类考核指标，纠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工作简单化一刀切”等。奖惩并用，鼓励各地针对基层减负创新探索、出实招，减到实处、减出实效。

　　其次，街乡主体有效承接、整合、盘活治理资源，发挥加法、乘法甚至乘方效应。治理重心下移、治理资源下沉，是对街乡盘活资源、善用资源的重大考验。政策倾斜、资源下沉之后，街乡一级需要提升全周期管理的意识，区分轻重缓急，会同社区自治组织，定期更新短期诉求的基数台账，并对长期的历史遗留问题做好解释性治理。确保科学合理分配治理资源，网格化、短平快处理短期诉求，长周期、善处理复杂诉求。

　　最后，主动治理，善治“未病”，精准监测辖区治理突出问题。从层级意义上讲，街乡社区是距离人民群众最近的治理主体，理应成为群众的知心人、贴心人。若基层治理的海量数据无限进入决策体系，治理负载必然越来越重，解决效果也随之欠佳。越是诉求多元复杂，越需要一线工作人员及时化解矛盾、定分止争。街乡运用敏感的治理经验做大量诉求的“正向过筛”，减少无效、无序、无理诉求进入庞大的数据系统。这些原始的个性化的诉求可以说对于决策中心这个系统来讲是一个“拆盲盒”的过程，但对街乡社区而言，却是如数家珍。街乡社区可以在一线最直接、最有效地了解并化解群众的矛盾纠纷和利益诉求。

　　轻车降量：整合治理体量实现分类疏解

　　“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千家万户的“小事”汇聚起来就是民心向背的“大事”。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更高、需求更优，基层治理系统承载的诉求输入量越来越大，海量诉求“大车”是基层治理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深化治理改革为基层减负，需要进一步评估整合、分类疏解治理体量，降低重复性的低效运作，集中优势力量承载有效需求，达到“轻车降量”的效果。

　　首先，根据内容分类解决保障类诉求和发展类诉求。保障类诉求涉及到“七有五性”的民生日常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疑难杂乱问题；发展类诉求包括具体可感的要素性诉求和表达期待的方向性诉求。解决保障类诉求需要持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解决发展类诉求需要尽快建立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突破企业发展和社会发展中长期面临的桎梏、壁垒。

　　其次，根据数量高度化约统合同质共性诉求。基层治理需要处理好“公意”与“众意”的关系、“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同质共性诉求反映“公意”，代表民意的“最大公约数”，需要集中优势资源高位统筹、协同推进，锚定群众反映意愿强烈的老大难问题。比如北京“接诉即办”的“每月一题”机制，市级层面整合年度治理专项并形成专班，每月跟踪进展，高位推动、集中攻坚。

　　再次，深度容纳多元个性诉求。反映“众意”的个性诉求多元多样，不能因为个性化诉求没有形成量的规模，就予以忽视。现代治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底线治理”，从制度上容纳任何一个个体。基层治理网格化妥善处理少量多元个性化诉求，“各个击破”，提高少数弱势诉求被“看见”、被“发现”的概率，坚持运用和创新新时代“枫桥经验”，因地制宜建立矛盾调处机制。

　　最后，做好全样本基数，重视“不发声者”。在基层治理的庞大基数中，发声者毕竟是少数，大量群众没有参与到公共政治生活之中，他们的需求潜在水下，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在基层治理中要特别关注一角和冰山的关系、雪片和雪山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现存需求与内在需求的关系。基层治理主体要具备发现内在需求的能力，让现存需求有回应、内在需求具体化。

　　畅路缓震：贯通流程机制中的卡顿环节

　　基层治理“轻车壮马”之余，在行进路上清除“绊脚石”、解决淤堵问题，变“石板路”为“高速路”，才能加快行驶速度。疏堵清淤，是基层治理系统中“马拉车”二元关系的外围要素，但处理不好却影响深远。基层治理的卡顿环节不仅降低治理实效，而且增加干部的额外负担。

　　为此，要着力打通“两个一公里”。一方面，优化制度设计的“最初一公里”。在政策制定之前和制定过程之中充分发挥调查研究优势，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尽力提升制度的完备性、协调性、长效性。另一方面，加强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制度政策再好，也要靠基层去落实。基层党组织能力强不强，抓重大任务落实是试金石，也是磨刀石。要推动基层治理改革举措和民生解决方案层层落实，必须首先“真减负”、“减真负”，让基层干部有精力有时间抓落实、重成效。要加强监督执纪、健全基层监督网络，避免“假性”解决带来的治理后患，从注重程序上“办结”转变为注重实质上“解决”，办一事、了一事，不留后患，激发基层干部敢作为、善作为的担当，真心真意为群众解决困难。

　　聚力减阻：增强多元主体和多元渠道的协同效应

　　实现基层治理精细化和现代化的目标，单靠行政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要充分依靠市场和社会。一方面，精细化治理的前提是高效率、高收益。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能，必然要引入多元主体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实现“主体协同”。另一方面，尽管数字治理渠道不断推陈出新，但单一运用任何一种技术手段都不可能完全覆盖海量群众诉求。因此，在传统存量治理渠道优化整合的基础上，可以广泛引入技术治理新增量，多元治理手段优势互补，实现“渠道协同”。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治理尽管初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但上述“两个协同”效应仍有待充分发挥，需要进一步聚合治理力量、减少协同阻力。

　　首先，并驾齐驱，增强主体协同性，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在已有多元治理主体协同联动的基础上，持续增强政府、社会、市场、民众的协同效应，从根本上夯实基于共同利益的治理共同体。充分发挥广大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力量，保障民生诉求、扩大民主参与。坚持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四化”结合，使用现代科技手段，打造专业社工团队，激发社区自治活力。

　　其次，开道扩容，增强治理渠道协同性，动员基层各类组织和群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一种民主通道的高效便捷优势越突出，越容易因其强大的有效性而忽略了其他通道的协同作用。因此，基层治理要充分扩容民主参与通道，形成相互补充、并行不悖的通道网络，增加解决群众诉求的总容量，形成人民至上的信息和诉求高速公路网，彰显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