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曲永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客观上要求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不少著作都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作出深刻论述。比如，《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指出：“坚决破除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完善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等等。当前，随着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速融合，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正在实践中形成，对技术、数据、人才等创新要素的权利分配、治理结构、合作模式等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需要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深刻认识新型生产关系与新质生产力的运动变化规律、本质结构、表现形式和典型特征，有助于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思想观念束缚和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也是抢占发展先机、构建竞争优势的重要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在《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指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根本推动力是生产力的突破式变革和跨越式跃迁。但是，面对生产力变迁带来的机遇，不同国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能力却存在差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能否与时俱进形成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技术革命性突破，还是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都离不开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比如，随着近年来新技术的大规模涌现和广泛应用，数据要素、智能算法、网络协同等驱动的生产模式变迁，以及电子商务、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等新型经济形态的发展，都迫切需要健全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助力和保障其健康有序发展。

　　从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视角看，围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例如，人工智能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但要把人工智能切实应用到各行各业、真正发挥生产力提升效应，需要构建与其技术—经济范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是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化应用不是简单的技术输出，它需要人工智能的技术研发机构和应用企业之间紧密合作，以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共同打造数字化解决方案，进而推动人工智能融合创新和广泛应用；同时，人工智能的效用发挥需要海量数据，只有构建起完善的数据确权、交易、收益制度体系，才能充分激发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和产业应用，释放人工智能的生产力提升效应。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全球范围加速拓展，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机遇。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是在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把握主动、赢得未来的关键。从竞争的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国际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新型生产关系的竞争，能否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是能否抢占发展先机、构建优势的重要前提。近年来，一些欧美国家围绕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领域强化选择性产业政策，本质上就是通过土地、税收、补贴等产业政策手段重构生产关系，加快推动本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形成不同于以往的生产力质态，以抢占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从生产力变革带动国际格局演变的历史来看，构建与新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后发国家抓住战略机遇实现弯道超车的关键。比如，英国抓住第一次工业革命机遇实现领先离不开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现代银行制度等的构建，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崛起离不开研究型大学、研发机构等的形成，美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成为世界强国离不开现代资本市场制度、现代公司制度以及反垄断制度等的重塑。当前，我国之所以能够在这一轮全球竞争中形成独特优势，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率先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并推进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为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发展方向。

　　从实际出发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需要破除一些认识误区、找准抓手和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对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认识》中指出：“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体制机制随之不断完善，才能不断适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新型生产关系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经济社会发展中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以及政策优化都可以看作是在重塑和优化生产关系。同时也要看到，在改革发展实践中如何找到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关键抓手和路径，常常面临一些困境。比如，尽管认识到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但有的地方出现“盲人摸象”无从下手、不知道怎么改革的情况，也有的地方出现“眉毛胡子一把抓”、盲目推动改革的问题；又如，由于无法精准识别新型生产关系中“新型”的内核，或者由于对传统生产关系有路径依赖，有的地方在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中还面临条件约束的困境；等等。

　　解决上述问题，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精神，形成正确思想观念，破除一些认识误区，把握好破和立的辩证统一。一是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不能脱离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适应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判断改革成效的“试金石”。例如，浙江省推出“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行动方案，2024年“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达到9.19万亿元。浙江省打造智能物联、高端软件等产业集群，依托的是其坚实的产业基础、创新条件和区位优势。但是，如果在其他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地区采取同样的措施，很容易产生在这些新兴领域“一哄而上”的情况，不但不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而且可能造成巨大浪费。二是政策措施不能脱离产业特点和发展规律。新质生产力在不同产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与其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也不应该是整齐划一的，比如，不能把治理粗钢的产业政策用于新材料产业。同时，也要根据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例如，我国移动通信产业发展中的产业政策，1G重点是以“技术引进”解决“有无”的问题，2G重点是以“消化吸收再创新”在“跟跑”中不断缩小差距，3G重点是以“自主标准建设”牵引自主产业链发展，4G重点是以“标准融合+集成创新”实现“并跑”中的合作共赢，当前5G应用和6G研发重点是强化原始创新引领全球产业发展。三是对于不同问题要具体分析其性质并分别施策。例如，对于一些大企业利用垄断优势、平台算法形成的“数字泰勒主义”，需要及时遏制价值创造与利益分配的失衡，防止对灵活就业者、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权益的损害。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处理好部署和落实的关系。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调整和优化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从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20多年前，在浙江工作的习近平同志面对资源环境要素制约、生态环境约束，为浙江发展量身打造“八八战略”，就是利用浙江在生产力发展中八个方面的比较优势和潜在优势，推进八个方面改革，将其转化为浙江生产力发展的先发优势和特色优势，推动浙江经济发展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蝶变，树立了加快形成新的生产关系的典范。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伟大的历史主动、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建立完善各领域的制度体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了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领域改革作出重要安排，提出了300多项改革措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围绕形成新型生产关系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不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藩篱，打通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是核心。生产力发展的本质就是人类不断提升改造自然、创造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能力。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就是要通过调节和重塑生产环节中的各种关系，强化对各类微观主体的创新激励，增强其创新动力，形成各类主体协同高效创新的局面，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从创新主体类型看，劳动者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要素是推动创新最微观的主体，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就是要通过深化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改革，培育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劳动者，充分激发各类人才的创新动力和创新活力；企业是推动创新最重要的组织单元，构建新型生产关系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过程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加大创新投入。从创新活动内容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提升各类主体的原始创新能力、颠覆性创新能力。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创新，更加突出原始创新、底层技术创新和突破式创新的作用，更加突出通过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就要求由新型生产关系所激发的创新行为，更多的是通过激发各类主体的基础研究投入，提升原始创新和突破式创新能力。

　　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重点任务和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对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认识》中指出：“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指出：“新质生产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规划引导、科学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等微观主体不断创新，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驱动形成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框架下，系统谋划重点任务、部署改革措施，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形成科学高效的制度体系。一是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特别是在长期市场交易中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自发形成相对稳定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方面关系，如契约制度、平台模式等，加快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二是推动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围绕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在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形成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比如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科技成果转化制度、原始创新制度等，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三是鼓励企业推动组织模式变革、分配机制创新、治理体系重构等，加快形成包容技术演进、保障多方主体权益、促进价值共创共享的新型制度框架。在此过程中，要在准确把握政府行为边界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破除一些竞争性要素市场仍然存在的垄断行为，推动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营造更加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环境，让市场机制在更大范围更加充分地发挥作用，让新型生产关系在市场机制中更加高效地孕育；发挥政府在市场监管中的作用，推动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制度体系和政策体系完善，规范经营主体的行为；在存在外部性、协调失败等市场失灵的领域，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干预作用。

　　创新要素配置方式，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赋能作用。当前，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价值日益凸显，正在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顺应这一趋势，要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创新数据要素配置方式。要进一步完善数据产权制度，推动数据相关权利结构性分置和有序流通，结合数据要素特性强化高质量数据要素供给。在国家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下，推进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使用和市场化流通交易，健全数据要素权益保护制度，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产权制度体系。完善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扩大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和按价值贡献参与分配的渠道。同时，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建设，统筹推进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反垄断法、科学技术进步法等修订工作，增强法律之间的一致性。优化知识产权制度落地实施，降低知识产权维权成本。

　　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卡点堵点。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特别是针对当前我国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原始创新能力薄弱等问题，以激发基础研究投入、强化原始创新能力提升为导向，构建有针对性的制度体系和政策措施。根据科技发展趋势，优化高等院校的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培养急需人才。明确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企业等主体在基础研究中的差异化定位，筑牢基础研究根基。健全要素参与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市场价值。完善支持风投基金发展的体制机制，明确政府投资基金定位，完善分级分类管理机制，提升专业化市场化运作水平，促进形成规模适度、布局合理、运作规范、科学高效、风险可控的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格局；扩大市场化风险投资基金规模，提升市场化风险投资基金运营效率。同时，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的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健全推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推动科技创新活动的国际交流合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