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大省、中华文化瑰宝、数字经济发展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倪红福：以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着力点，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倪红福指出，新质生产力的重大理论创新首先表现为拓展和深化了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强调了各类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生产率的概念。这一优化组合的质变过程，集中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全要素生产率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生产率的概念，新质生产力理论拓展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涵义。世界经济现代化的经历启示我们，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必须转向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其中，科技创新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是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必须加快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推动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一方面，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针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存在的“卡脖子”问题，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破除阻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前瞻谋划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推动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大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构建新型生产关系，需要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推动形成政府引导支持、市场有效驱动、社会高效协同的发展格局。

　　摘编自《人民日报》

　　【王廷惠：切实发挥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王廷惠表示，经济大省自觉融入并主动服务全国发展大局，要深刻把握四个着力方向，切实发挥挑大梁作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是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打头阵。经济大省创新发展较早、创新主体活跃、创新氛围浓郁、创新生态良好，科技创新优势显著，产业发展基础雄厚，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走在第一方阵，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二是在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上勇争先。经济大省的物质条件好、经济基础实、市场化程度高、改革动力强，经济开放较早，必须勇立潮头、奋勇争先。一方面要率先推动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改革实现纵深突破，探索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以高质量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全面深度释放开放动能，拓展内外开放发展新空间。三是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走在前。不少国家级发展战略布局在经济大省实施，经济大省先行试点、创新突破的平台、项目、载体、抓手相对较多。经济大省要带动实现战略目标，加强战略对接互动，以更大担当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带动全国协同联动、梯次推进、全面落实国家发展战略。四是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作示范。经济大省要带头解决省内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要加强与欠发达省份协同联动、协调发展，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促后富，以共同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还要加强省际协同，创新跨省域促进共同富裕发展机制。

　　摘编自《学习时报》

　　【陈能军：把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员陈能军表示，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对于文化瑰宝的保护不仅是对文物形态的保存，更是对民族精神、历史记忆与集体身份的守护；不仅是对文明根脉的敬畏守护，更是筑牢文化自信根基、凝聚民族复兴伟力的时代使命。只有不断构建系统性保护体系、强化科技赋能支撑、凝聚多元主体合力，才能让这些承载着民族基因的瑰宝焕发勃勃生机。而只有“传下去”并“发展起来”的中华文化瑰宝，才更能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传承好中华文化瑰宝，要坚持以人为本，立足活态传承，致力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只有推动文化传承由“少数人守护”转向“多数人同行”，让文化瑰宝在生活土壤中扎根、在多元共生中繁茂、在自我超越中永续，在守正基础上突破形式窠臼，在创新中坚守价值根脉，方能使文化传承从“活化”走向“创造”，为强国建设巩固文化本源。与此同时，中华文化瑰宝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要让这些文化瑰宝被广泛认识、理解和喜爱，把中华文化瑰宝传播好，需要不断创新传播方式，让中华文化以更加生动、新颖的形式走向更多受众；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加强国际文化合作，拓展中华文化的传播渠道。只有多维度共同发力，才能让中华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的中国乃至世界舞台上闪耀光彩。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李涛，徐翔：使数字经济发展朝着就业友好的方向演进】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涛，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徐翔指出，要深刻理解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复杂影响，使数字经济发展朝着就业友好的方向演进。从机遇来看，数字技术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催生了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一系列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颠覆传统生产组织方式和商业模式，开辟了广阔就业领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工具的广泛应用，也使远程协作、弹性工作、移动办公成为可能，打破了传统工业经济模式下对工作时间和空间的严格限制，赋予劳动者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同时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与技术的加速迭代，客观上推动了就业结构向高端化、知识化、技能化方向转型升级。当然，数字经济在释放巨大发展红利的同时，也给传统就业模式、技能需求和部分群体带来不小冲击，为就业提质扩容带来新的挑战。比如，技术性失业风险对就业数量形成潜在冲击，技能供需错配加剧就业结构性矛盾，数字鸿沟可能扩大社会就业不平等……面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需要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积极塑造有利于促进就业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技术路径和制度环境，包括将就业友好纳入发展全局考虑、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高质量就业协同互促、构建适配发展需求的人力资本体系、充分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着力弥合各类数字鸿沟，努力走出一条数字经济发展与高质量就业协同并进、互促共赢的新路。

　　摘编自《经济日报》

　　（光明网记者 刘梦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