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那么，我们如何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内涵和重大意义？浙江在推进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中，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哪些理论素材和实践经验？浙江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杨耕教授。

　　“第二个结合”：不仅必须，而且可能

　　记者：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高屋建瓴、博大精深。那么，在您看来，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线索是什么？

　　杨耕：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及其规律深刻思考的产物，既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篇章，又指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方向。当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基于对文化本质和功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思考，部署实施了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为浙江文化建设构筑起“四梁八柱”。从一定意义上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和文化建设的实践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起点、理论原点和实践基点。到中央工作之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问题作了进一步深入而全面的思考，并将现实问题提升到理论问题，将理论问题又升华为理论观点、思想体系，从而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我们如何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博大与精深？这与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线索密不可分。习近平文化思想本身就是“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而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线索和根本的方法论就是“第二个结合”。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博大精深，重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人的精神命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本身同样博大精深，马克思主义发现和深刻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发现和深刻把握了人与世界的总体关系，至今仍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这两种博大精深思想体系相结合的产物，习近平文化思想意蕴深刻、博大精深不言而喻。我们只有真正理解“第二个结合”的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重大的理论意义，才能深入而全面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

　　记者：您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出，“第二个结合”不仅必须，而且可能。那么，您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结合”的理论前提和理论依据是什么？

　　杨耕：实现“第二个结合”，不仅在于“必须”，更重要的是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可能性。马克思曾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就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那样具有共同之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同样如此，二者之间同样具有“共同之点”；这种“共同之点”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具有“契合之处”。正是这种共同之点、契合之处构成了“第二个结合”可能性的理论前提、理论依据，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内在规定性。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关注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重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人伦关系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关系，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规则就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并在某种程度上契合着某些现代问题。而且，中国传统文化离它所维护的封建制度的时间越远，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就越弱，它所蕴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的现实性也就越凸显。因此，随着封建制度的衰亡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把中国传统文化转变为科学研究对象，对它进行科学研究、文化批判，达到对它的客观理解，并把其中的优秀文化从原来的文化形态中解析出来，放在一个新的理论基础之上加以重构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个新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

　　理解“第二个结合”时，我们要避免落入三个误区：一是把“第二个结合”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例子，这是外在的拼接，而非内在的融合；二是把“第二个结合”理解为范畴的简单转换、观点的简单对接，如把物质变成“气”，矛盾变成“阴阳”，规律变成“道”等，这是文字游戏、简单类比，而不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三是把“第二个结合”理解为用中国传统文化去“化”马克思主义，建构所谓的“儒学马克思主义”，这种“化”的结果只能导致马克思主义“空心化”。

　　我们应当明白，不是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传统文化避免了同中国近代社会一道走向没落；不是传统文化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推向世界，而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巨大成就把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推向世界，使孔夫子名扬四海，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振雄风有了可能。

　　我们应当明白，探寻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共同之点、契合之处，并对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共同之点、契合之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第二个结合”，理论目标就是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种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属于马克思主义，而且属于中国文化；这种新的文化生命体将构成中国文化的主体，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这同时表明，“第二个结合”既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深刻理解。

　　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推进“第二个结合”

　　记者：文化的发展与社会制度和现实实践密不可分。从宏观层面来看，您认为，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基于何种现实的需要？我们应以什么为思维坐标推进“第二个结合”？

　　杨耕：“第二个结合”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双重逻辑发展的需要。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在一个经济的平面上进行的，而是在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过程中展开的，它不仅需要以经济为基础、政治为中介，而且需要以文化为导向。因此，“第二个结合”所创造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从历史上看，毛泽东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的历史命题，并明确提出了“第一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同时，毛泽东又提出，要“学习”“总结”“承继”中国的历史遗产，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所以，毛泽东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并认为这是一个“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领悟这一“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新时代的极端重要性，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真实关系，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可以说，“第一个结合”是“第二个结合”的实践基础，“第二个结合”使得“第一个结合”具有了深度的文化内涵，并夯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根基。这就使中国人民不仅从科学上自觉地认同马克思主义，而且能从文化上自觉地认同马克思主义。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一个新境界。

　　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生命力不是割裂、抛弃传统，而在于是在何种程度上继承以及如何继承传统，如何再造传统。问题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什么、扬弃什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什么、发展什么？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什么、如何结合？这既不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不取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归根到底取决于现实的实践需要，即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历史已经证明，凡是背对现实实践和时代精神的传统文化，最终只能作为思想博物馆的标本陈列于世，而不可能兴盛于世。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依然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于它面对现实实践和时代精神，与时俱进。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历史反思、文化创造都是由实践激发的。比如，正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使古老的“天人合一”理念向我们发出了“迷人的微笑”。再比如，市场经济的实践使古老的“义利兼顾”思想闪亮登场，如此等等，这同时也让以“永嘉学派”等为代表的“浙学”焕发新的生机。总之，我们应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为思维坐标，持续深入而全面研究“第二个结合”，而不是在书斋中寻找“微言大义”。

　　用独特的浙江文化展示当代的中国文化

　　记者：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20年的实践探索，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哪些理论素材和实践经验？浙江应如何传承好“浙学”等思想文化传统，持续推进“第二个结合”？

　　杨耕：浙江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这种特殊性不仅在于它的经济发达，更在于它的文化多样性、包容性。万年上山、八千年跨湖桥、七千年河姆渡、五千年良渚、千年宋韵、百年红船，都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群星璀璨的浙籍文化大家、独树一帜的“浙学”传统，在中国文化史上镌刻了光彩夺目的印记，为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用于省域治理的方方面面，提出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在省域层面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如何建设文化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在省域层面对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目标任务、发展战略、发展途径等基本问题形成了系统的规律性认识，不仅为浙江从“文化大省”迈向“文化强省”提供了行动指南，而且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素材和实践经验。比如，从“两只手”看深化改革——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无为”和“有为”的思想中，深入思考政府“有为”与市场“有效”的辩证关系，更好发挥“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作用。再比如，提炼出“浙江精神”的新内涵，提出“源远流长的浙江精神，始终流淌在浙江人民的血脉里，构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

　　我个人认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先行者，浙江在担负起新时代文化使命方面同样应该是“先行者”。在推进“第二个结合”，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过程中，浙江一方面应以新的实践为基础进一步深入而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深入而全面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方面走在前列；一方面要正确理解文化典籍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善于把文化典籍中的思想资源转化为优秀文化，激活“浙学”等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另一方面要善于吸纳外来文化中的有益部分，并不断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浙江文化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红色文化的汇聚点、集合地。因此，在推进“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浙江应以深入研究“浙江精神”为切入点，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我个人认为，浙江应办好国际化的良渚论坛，让良渚论坛不仅是浙江的，而且成为中国的、世界的，成为世界文化、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论坛，从而以“浙江精神”反映中国精神，以“浙江文化”展现中国文化，以“浙江之窗”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浙江日报记者 肖国强、章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