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城乡融合发展、转移支付、“人工智能+”、国内大循环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袁红英：以城乡融合发展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袁红英指出，面对“十五五”时期的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补强现代化建设短板弱项的任务尤为紧迫和艰巨。在此背景下，城乡融合将进入整体优化和深度调整的新阶段：城乡关系从“单向输血”向“双向赋能”跃迁、发展重点从“外围对接”向“内核融合”转变、改革路径从“局部试点”向“系统布局”深化、发展策略从“单点突破”向“政策集成”升级。因此，深刻把握城乡融合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科学谋划未来主攻方向与实践路径，对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大意义。城乡融合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一是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重点，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与价值显化。城乡融合的核心在于推动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通过规模效应、集聚效应与创新效应，实现要素价值倍增与效能跃升。二是以产业协同发展为路径，培育农业农村增长新动能。城乡融合通过产业链的纵向延伸与横向拓展，不断催生新型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形成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以共建共享为方向，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发展的不均衡，不仅体现在经济水平的“硬实力”上，而且表现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软环境”的显著差距。三是以治理体系一体化为保障，提升协同共治能力。城乡融合通过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治理模式的持续创新及治理主体的结构性重组，全方位、深层次地打造乡村治理生态。

　　摘编自《光明日报》

　　【马海涛：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

　　中央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马海涛指出，作为财政体制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及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转移支付制度进入了现代化发展阶段，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落实国家战略的核心工具之一，转移支付规模稳步增加，结构不断优化。但当前，仍有一些制约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效能发挥的关键问题，比如：分类管理体系仍需完善，功能定位有待进一步厘清；分配方式仍需优化，与新业态下的区域间财力格局适配不充分；分配机制的激励性有待提升，发展导向功能发挥受限；预算绩效约束力度尚需加强，结果应用机制有待完善。处于“十四五”规划收官和“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的战略交汇期，进一步增强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对地方的激励约束效能，对于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协同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具体来看，首先，应厘清功能定位，增强一般性转移支付弥补财力缺口的根本属性。其次，应健全管理机制，规范专项转移支付运行。管理关键则在于建立“有进有退”的全生命周期机制。再次，应优化分配标准，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为应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财力格局变化，必须创新分配方式。建议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绿色转型成效等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关键指标，逐步纳入转移支付分配体系，更精准地反映各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情况。最后，应健全监督体系，构建全链条预算约束机制。强有效的激励须以有效的监督约束为前提。应当构建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预算绩效管理闭环，推动监管重心从“程序合规”向“结果导向”转变。

　　摘编自《学习时报》

　　【李烨：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烨表示，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与各行业深度融合的“人工智能+”不断向纵深发展。比如，企业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工业视觉检测，大幅提升了缺陷识别准确率和生产效率；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有效提升基层医疗水平，让优质医疗资源惠及更多患者；“城市大脑”实现城市运行智能调控，显著改善市民出行体验；智能监护、健康管理、情感陪伴等功能为老年人提供贴心服务。这些实践表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强大动力。同时需要看到，以“人工智能+”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还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比如，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在基础理论和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还存在短板弱项，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存在“最后一公里”障碍等突出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规模普及可能产生误用滥用等应用风险等。面向未来，坚持科技向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将促进生产力革命性跃迁和生产关系深层次变革，加快形成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同时要充分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大、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演进规律，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强化前瞻谋划、系统布局、分业施策、开放共享、安全可控，以行业应用需求和基础能力供给协同推进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加快普及、深度融合。

　　摘编自《人民日报》

　　【于春海：立足坚持扩大内需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教授于春海认为，展望“十五五”时期，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面临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仍然不容忽视。这是整个世界经济底层逻辑深刻变化的必然结果。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转折点，世界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经济全球化指标显著下降，全球价值链扩张放缓，国际分工利益和全球化红利缩小。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显著变化打破了原有的国际竞争均势和世界经济格局，而新的国际竞争均势和世界经济格局尚未形成，国际竞争日趋激化。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要把做强国内大循环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活力潜力，以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和长期成长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那如何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答案是必须立足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要以惠民生和促消费为导向，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将投资导向人的多维度需求、人的能力提升和全面发展以及创新和高质量增长，在民生改善和高质量增长之间，在宏观经济短期平衡和长期可持续增长之间，建立起良性互动和相互牵引。

　　摘编自光明网-理论频道

　　（光明网记者 刘梦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