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春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根据会议精神和《建议》内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十五五”期间的重大任务之一。这既是对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十四五”规划的延续，又有了新的内涵和要求。特别是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和任务要求，面对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国内市场与内需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进一步加强国内市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核心地位，既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主动选择，也是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应有之义。

　　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展望“十五五”时期，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面临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仍然不容忽视。这是整个世界经济底层逻辑深刻变化的必然结果。上世纪80年代以后，分布于全球不同地理位置、具有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在目标取向和行为模式上呈现趋同，共同追求效率和增长，分工合作和政策协调顺利展开，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行机制以开放型市场为方向逐步趋同。

　　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转折点，世界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经济全球化指标显著下降，全球价值链扩张放缓，国际分工利益和全球化红利缩小。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显著变化打破了原有的国际竞争均势和世界经济格局，而新的国际竞争均势和世界经济格局尚未形成，国际竞争日趋激化。一是围绕如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这导致各国政策内向性增强。二是围绕如何引领和主导全球规则与治理体系重构的竞争愈演愈烈，特别是各国的利益诉求存在显著差异，短期内难以达成协调一致，导致贸易和投资政策不协调甚至冲突显著增加。三是随着一些国家的经济安全观念日益增强，国际经贸环境更加错综复杂，改变了过去在成本和效率导向下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四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分享和协调机制，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别分化以及国内收入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凸显和加剧，并引发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兴起、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和政府作为国际竞争主体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凸显，另一方面是各国行为背后非经济逻辑的影响上升。由此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各国从关注绝对收益转向关注相对收益。国际分工合作和经贸交往可以实现双赢，但是如果参与各方关注所获得的是相对收益及其对长期中实力对比关系的影响，国际合作就可能被理解为零和的。国家和政府在特定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下的行为模式，蕴藏内在的不协调、矛盾和冲突，不仅难以形成有效的国际政策协调与合作，而且政策的易变性带来了认知不确定性和政策不可预测性。

　　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我国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得不面对复杂的国际政策环境。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要把做强国内大循环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活力潜力，以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和长期成长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新的国际循环模式，在世界经济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确实面临诸多困难挑战和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大国经济的一个显著优势是能够形成国内大循环，并以此支撑国际循环。置身于深刻复杂变化、风险挑战和战略机遇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环境中，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回归根本，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紧盯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就是说，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程必须以内需、国内市场和国内大循环为着力点。只有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才能真正构建成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如何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答案是必须立足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当前我国面临的内需问题，一方面是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仍有一些不足，另一方面是消费和投资的良性互动关系尚未完全形成。强调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性，并不是要弱化投资的重要性，而是强调优化投资方向和结构的重要性以及消费和投资之间良性互动的重要性。解决居民需求不足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回应需求侧问题，而是要以惠民生和促消费为导向，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将投资导向人的多维度需求、人的能力提升和全面发展以及创新和高质量增长，在民生改善和高质量增长之间，在宏观经济短期平衡和长期可持续增长之间，建立起良性互动和相互牵引。这必然要求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引领国际环境的重塑

　　突出强调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封闭模式，而是要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内外联动，特别是要实现对国际环境的主动塑造。建议稿明确提出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为我国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提供了有利条件。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不断增强，则是我国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能力和底气所在。在此基础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就是我国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具体策略。

　　走向高水平对外开放，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有着深刻的学理逻辑。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为高质量吸引外资进入和拓展多元化进口创造统一、有序和高标准的制度环境。通过自主开放、贸易创新、服务业开放等，把我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打造成全球共享的国际大市场，让世界各国分享我国的市场红利和增长机遇。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推动其本地产业、就业和收入的扩张。

　　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空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既是中国之需、也是世界之盼。这一系列高水平对外开放举措，共同指向当前世界经济运行的痛点，即利益纷争导致的矛盾和“零和博弈”思维。我国践行的是，以自身开放促进共同开放，以利益分享和合作共赢引领国际经贸合作的深化，推动新型国际经贸规则的形成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真正体现我国在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过程中从“跟跑者”向“领跑者”的角色转变。由此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为我国也为世界塑造一个稳定可预测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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