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文（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现在，“十四五”主要目标任务即将胜利完成，即将开启“十五五”新征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在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发展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当下，解析五年规划的内在逻辑与实践力量，不仅能读懂中国发展的过去与现在，更能把握“中国之治”的独特密码。

　　历史纵贯线：从“奠基”到“引领”的规划演进

　　中国的五年规划并非一成不变的“模板”，而是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动态蓝图”。70余年的规划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史，每一个五年都承载着特定阶段的历史使命，又为下一阶段发展筑牢根基。

　　“一五”计划是中国规划实践的起点，也奠定了工业立国的基础。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随着156个重点工业项目落地生根，鞍山钢铁公司恢复生产，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造出第一辆“解放牌”卡车，沈阳飞机制造厂实现战机国产化，我们初步构建起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体系，打破了“连铁钉都要进口”的困境。

　　改革开放后，五年规划（计划）迎来“市场化转型”，成为衔接政府调控与市场活力的重要纽带。“六五”计划首次将“国民经济计划”改成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将社会发展也纳入国家规划重点。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在规划中被赋予“试验田”角色，市场化改革措施通过规划逐步落地。“七五”计划更进一步，首次将“区域协调发展”纳入规划，提出生产力和经济布局由东向西梯度推移，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圈开始形成，中国经济的“增长极”效应初步显现。

　　进入新时代，五年规划的定位从“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线图”。“十三五”规划历史性地将“脱贫攻坚”作为约束性指标。通过“精准扶贫”方略，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奇迹”。“十四五”规划则聚焦“新发展格局”，将“科技创新”置于核心位置，明确“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7%”等目标，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的突破，正在重塑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从“一五”的“补短板”到“十四五”的“锻长板”，五年规划的演进，正是中国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部分领跑”的生动缩影。

　　制度内核：顶层设计与基层活力的辩证统一

　　顶层设计的“系统性”与基层创新的“灵活性”形成共振，是五年规划落地的关键机制。中国的规划编制并非“自上而下”的单向指令，而是一套包含“前期研究—征求意见—专家论证—人大审议—实施评估”的完整流程。以“十四五”规划编制为例，2019年启动之初，中央就组织了多个重大课题研究，涵盖经济、科技、生态、民生等领域；2020年，“十四五”规划建议稿向全社会征求意见，收到100多万条反馈，其中“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建议被纳入最终规划。这种“开门编规划”的模式，确保了顶层设计符合国情民意。同时，基层在规划实施中拥有充分的创新空间——浙江“千万工程”（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最初是2003年浙江省的地方实践，因成效显著，成为全国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上海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等举措，也是在国家规划框架下，通过地方创新为全国提供经验。这种“中央统筹、地方创新”的机制，让五年规划既避免了“一刀切”的僵化，又防止了“各自为战”的分散，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合力。

　　战略定力的“长期性”与动态调整的“适应性”有机结合，让五年规划始终紧跟时代步伐。中国的发展目标具有连续性——从“三步走”战略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再到“中国式现代化”，五年规划始终是实现长期目标的“阶段性施工图”。比如，“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从“一五”开始提出，历经多个五年的持续推进，到“十三五”时期基本实现工业化，体现了战略目标的一脉相承。但这种连续性并非“墨守成规”，规划实施中会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动态调整。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对“十四五”规划的部分指标进行优化，将“就业优先”置于更突出位置，同时加大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投入；2022年，针对全球供应链动荡，规划中“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相关举措进一步强化，推动新能源汽车、光伏等产业形成“自主可控”的产业链。这种“长期目标不变，短期举措灵活”的调整机制，让规划既能抵御短期风险，又不偏离长期方向。

　　政府调控的“有效性”与市场活力的“决定性”协同发力，破解了“规划与市场”的对立难题。西方一些观点认为，“政府规划会抑制市场活力”，但中国的实践恰恰证明，有效的规划能够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预期，引导资源向长期有价值的领域配置。一方面，政府通过规划明确“战略方向”——比如“十二五”规划提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社会资本投向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今这些产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十三五”规划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帮助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钢铁、煤炭等行业去产能成效显著，行业利润率大幅提升。另一方面，规划始终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十四五”规划中，90%以上的指标是预期性指标（而非指令性指标），政府通过财税、金融、产业政策等“间接手段”引导市场主体落实规划目标，而非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民营企业数量已超过5500万户，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岗位、90%以上的企业数量。这正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协同作用的生动证明。

　　国际镜鉴：中国五年规划模式的世界意义与启示

　　在全球发展陷入“短期化陷阱”的当下，中国五年规划的实践不仅为自身发展提供了稳定支撑，也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中国方案”之一。

　　对比西方政策的“短期化”，中国规划的“长期性”优势尤为凸显。西方多党制下，政策往往随政党轮替而“翻烧饼”，这种“政策摇摆”导致西方许多长期发展目标难以落地。而中国通过五年规划的连续性，确保了发展目标的稳定性。比如，南水北调工程从1952年毛泽东同志提出设想，到列入“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再到‌“十五计划”提出“加紧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直到2014年东中线一期工程全线建成通水，历时半个多世纪最终落地；高速路网从2008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提出建设“四纵四横”客运专线，到“十四五”规划中“八纵八横”网络成型，仅用10余年就建成全球最大高铁网。正因如此，不少国内外学者表示，中国的五年规划堪称长期战略规划的典范，这种“长期主义”对全球发展理论具有创新性贡献，成为理解中国的发展路径及其全球角色演变的一把钥匙。

　　中国五年规划的“包容性”，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自主选择”的参考样本。不同于西方某些国家将自身发展模式强加于人的做法，中国的规划实践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根据自身国情调整目标与路径——比如在减贫问题上，中国没有照搬西方“福利救济”模式，而是通过“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等多元化举措，实现“授人以渔”的可持续减贫；在工业化道路上，中国没有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在“十三五”规划后将“绿色发展”作为约束性指标，推动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这种“立足本国国情”的规划思路，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埃塞俄比亚借鉴中国五年规划框架，制定了“增长与转型计划”，重点发展纺织、农业加工等产业，成为非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埃及在苏伊士运河经济区的建设中，参考中国产业园区“规划先行、分步实施”的经验，吸引了来自中国、德国等国的投资，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

　　中国五年规划还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中国的五年规划始终将“全球视野”融入其中——“十三五”规划明确“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十四五”规划提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在减贫领域，中国通过“南南合作”向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援助；在环保领域，中国承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十四五”期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20年下降18%的目标，远超发达国家同期减排力度。

　　从“一五”到“十五五”规划，70余年的五年规划实践，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发展奇迹，也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中国的规划不是简单的“数字目标”，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保规划始终围绕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全国一盘棋”的统筹能力，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能够根据国情变化调整目标与路径。

　　在全球发展充满不确定性的今天，中国的五年规划不仅是自身发展的“稳定器”，也为世界提供了一种“长期主义”的发展思路——它证明，发展不是“随机的偶然”，而是“有规划的必然”；不是“零和博弈的竞争”，而是“互利共赢的合作”。面向未来，随着“十五五”规划的编制与实施，中国将继续以五年为刻度，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也为全球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