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森宇（四川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坚守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是实现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平等交流互鉴的重要前提。而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源泉，蕴藏着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当前在构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方面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中国传统的哲学话语被弃置，文化主体性在哲学理论建构方面的缺位。深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内核是我们精准把握文化主体性内涵、巩固文化主体性意识、破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密码的可靠路径。

　　以人为本：较早生发人的主体性自觉

　　中国文化最基本的哲学观念就是以人为本的天人合一观。这一观念在西周时期成为政治主导思想，至先秦诸子争鸣时期，其体系逐渐完善，形成华夏民族的普遍文化共识。

　　在中华文明早期的经典文本《易·乾卦·文言》中就记载：“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春秋时期，孔子讲“敬鬼神而远之”，也不谈“怪、力、乱、神”，其对于虚玄怪诞的事情是要保持一定的尊重、恭敬，但是不能迷信，甚至作为膜拜的对象。儒家到孟子说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更彰显以亲亲为基础的人伦关系，并由此扩展到君主统治的合法性以及以仁为中心的民本思想上；儒家另一部典籍《左传》也说得十分直接：“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命也。”这即是说，人立于天地之间，正是为天地立法者。《道德经》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综上所述，相较于西方以及其他一些文明长期浸润于神创论所主导的宗教叙事中不同，中国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较早出现人本主义，其后来的发展再也没有回到“神本”的框架里，而特别以人生哲学的形态呈现出来。因而近代著名思想家梁漱溟从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角度，提出“中华文化为人类文化之早熟”的观点。

　　经世致用：以忧患开端的品性

　　中国哲学的开端，严格来说是在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之间。此时的古希腊处于城邦时期，作为西方哲学源头的古希腊哲学兴起于城邦中自由民与贵族对求知的渴望、对美德的探求以及对理想政制的思考。从米利都学派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位古希腊贤哲以及智者学派，他们虽然主张各异，但都不属于奴隶阶层，不需要从事繁重的劳动，不需要为温饱问题发愁，其生活的主要地区在当时也没有受到大规模战乱影响，这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从事哲学思考、辩论、教育和创作。

　　但中国则是另一幅图景，华夏大地此时正值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天下纷乱，尤其至战国中期，各诸侯国“以攻伐为贤”，社会伦理秩序日益崩坏，百姓生存艰难，朝不保夕。以士或没落贵族身份为主的先秦诸子，应时而生。身处乱世，他们或授徒立言，或奔走游说，或求学致仕，即便如庄子避世，随顺自然，也被称为“眼冷心热”之人。他们通过学、思、辩、行，不断给这个时代开出药方，思想也在碰撞中日渐深邃。这样的传统从此深入人心。明代中后期，讲学之风盛行，朱子学与阳明学在这一时期分别成为朝堂和民间的显学，产生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之争和哲学思想交锋，坐而论道成了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交游的常态。明朝灭亡以后，当时的思想家在反思明亡教训时，其中一个主流的观点便是怪明代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空谈性理”，以致误国。晚清以来我们所遭受的深重的民族灾难就思想史而言是对明清以来士人阶层长期背离“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所导致的后果，而新文化运动表现出的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摒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这一痼疾的极度不满和深刻反思。中国哲学起于忧患，在先秦时就奠定了其“经世致用”的品性，其问题意识多来自对日用人伦、家国天下的关怀与反思，与西方哲学更偏重抽象思辨、形式逻辑的传统截然不同。

　　内在超越：追求身心一贯的修养工夫

　　“内在超越”一词是由近代哲学家唐君毅首先提出，它反映了中国哲学对修养工夫与境界提升的重视。儒家修养工夫的重要内容是“内省”与“体认”，是要应用于社会道德实践的。例如《论语·宪问》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在《礼记·大学》中陈列了“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随后又写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就是将前四个条目与后三个条目统贯于“修身”当中，也即是说，其余七个的实质都是修身的工夫。儒家的工夫既然是一种实践，其效果就要体现在为人处事上。

　　正是有了内在超越这一核心特质，中国哲学与美学便产生了境界论与意境论这两个独特的理论。“境界”一词，在佛教传入以前多指地域划分界限或区域，佛教传入后，则衍生出“个人修养、修为或文艺创作所达到的阶段”这一含义。冯友兰先生将人生分为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上述“境界”就是指人修为或修养所达到的阶段。而意境论在中国美学中极具代表性。“意”表现为一种“虚”与“藏”，虚的是手法，藏的是心意。著名画论家石涛也有言：“我写此纸时，心入春江水，江花随我开，江水随我起。”这就是境随心转、意融于境，既非我又非物的中国文化审美意趣。境界论与意境论不仅凸显个人修养工夫与文化审美的含蓄表达，更体现中国人一种内在超越的生命精神。

　　不落言筌：对名言的审慎和警惕

　　中国哲学学科自建立以来，便常受到“思维混乱”“定义含糊”“简单归因”“论证不充分”等质疑。现在看来，这些质疑显然都以存在一个叫“哲学”的观念标尺为前提。这个标尺包含了符合排中律、同一律等形式逻辑规律作为基础的哲学范式，因此在语言上对概念的清晰定义就成为这种范式下的哲学研究的必然要素，否则便无法言说，无法形成清晰的逻辑推导。但以此衡量中国传统哲学，便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哲学有类似概念的专门术语，叫“名”。

　　“名”在先秦时期具有各种意涵，并被广泛讨论，但它的来历与西周的“礼乐”制度有关。（《论语·子路》）里的“名”指的是伦理意义上的名分。法家韩非提出“循名责实”，这是政治上的刑名之术，追求名实相符以考察官吏，以便赏罚。除此之外，还有名家重视的“名言”，即语言概念。他们意图通过逻辑上的思辨，主张名实相分。但这种名言始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边缘位置。

　　中国哲学从古至今都保持着对名言的审慎和警惕。庄子与惠子的“濠梁之辩”就是很好的例子。庄子看见鱼游得快乐，而惠子认为庄子不是鱼，不能知道鱼快乐与否。后人大多更能同情庄子的自然之趣，而不喜欢惠子的诡辩之辞。唐代严羽《沧浪诗话·诗辩》中就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些都是把名言本身当作一种对于文艺鉴赏和生命情趣的桎梏来看待。简言之，不是只有在形式上讲逻辑的语言才叫哲学语言，哪怕对没有语言的思想的思想也应当是哲学思想。

　　气化流行：宇宙是一种具有精神物质双属性的实在

　　吕思勉在《先秦学术之渊源》一书中，将我们民族“气”观念的起源归为先民在认识自然世界的过程中经历的一个重要阶段。他认为在最早的阶段，大家看到一个事物就以为是一个事物，这是一种感性认识；稍微演进后，则慢慢能够透过现象寻求事物的本质，于是产生出“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再进化到比较成熟的阶段，人们能够把一切物归纳为一种“原质”，这就是“气”。

　　整个两汉的思想世界更是一个气的世界，自然现象与人伦政治的紧密联系，卦气的阴阳交感，谶纬的流行都离不开气的参与。宋明儒会通儒道，虽然二程和朱熹以“理”作为本体建构其形上哲学，但也认为理不离气，且有“气质之性”的说法。而大多数儒家学者仍用“气”建构自己的宇宙本体论。

　　综上所述，从古至今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家都默认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气化流行的世界，它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不断变化，相摩相荡。而这种观念也一直沉淀在普通百姓的基本认知与日常生活中，这从我们常用的如“气质”“气度”“气运”等俗语已能看出。“气化流行”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理解世界的文化潜意识，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思想文化内核。

　　辩证统一：整体和谐下的相对转化

　　“道”作为中国哲学最高明又最普遍的核心范畴，它的运作原理到底是什么？《道德经》给了充分而深刻的说明：物极则反、相反相成、相互涵摄。

　　中国哲学的辩证统一理论揭示了万事万物的运行/变化规律就是一刻不停地向着与此刻存在状态相反、相对的方向（状态）转化。因此，事物总是蕴含着两种相反相对的矛盾，虽然不断在此消彼长，但永远不会变成单一形态而成为非此即彼。事物也正是在这样的变化运动中成就自身。正如《系辞传下》所说：“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屈信相感而利生焉”；而常见的太极图也是如此，一整个太极分阴分阳，阳中有一阴性圆点，阴中有一阳性圆点。此圆点中又含摄一太极，如此往复，运化无穷，统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因此中国哲学中的二元对立极少，如是非、动静、一多、虚实、有无、生死、体用等命题在中国哲学视域下进行探讨，多呈现出互相涵摄、互相转化的非对象化认知，而出现“即本体即工夫”“即体即用”“虚实相生”“动静结合”“非有非无”等哲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