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文化强国提升文化自信的动力与羁绊

　　中国正在进入繁荣现代文化的开启阶段。之所以是开启，在于此前的中国文化繁荣主要存在于两个阶段，而这两个阶段都未开始现代文化创造。作为主体阶段之一的封建社会，其时代特点是统治者抑制思想文化创造。而对于世界历史上出现过的三次思想文化繁荣期：轴心时代、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我们只参加了第一次，根源在于历代统治者关心关注的是政权稳固，而非文化创新，比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借助儒家的统治术。正是这样的原因，中国再未创造春秋时期的辉煌。所以，中国文化史中的主体阶段打上了深深的封建烙印，这也意味着中国不会产生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文化启蒙。原本新文化运动也可以通过后发优势而更快发展，终因救亡图存而功亏一篑。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先进文化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从基因和革命性来看，具备了推动现代文化创新的能力，但由于政治进程曲折，发展经济的压力巨大，同时，文化创新脱离历史发展阶段，所以仍未能把中国推向世界前列。随着中国大国目标和道路的确立，我们要真正走上建设文化强国、提升文化自信的道路。要把可能化作实在，有必要深入分析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一是中国崛起于世界，生成强大的文化创新内驱力。世界文化史证明，每一个大国的崛起，一定要找到引领人类文明前行的引导力和路径，或者说要崛起于世界，必须在超越自我的同时超越世界，必须实现思想文化的巨大突破。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和全民族的共同奋斗目标，由此而内生出最强劲、最持久的文化创新动力。

　　二是党中央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为繁荣文化奠定了政治基础。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把“文化自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充分反映出党中央对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因为政治制度的差异，中国文化成长方式与西方国家差异很大，我们的文化成长高度依赖执政力量，西方更多源于社会力量，正是因此，党中央把繁荣文化突出出来，注定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量。

　　三是人文生态优化为文化生长提供了更加良好的土壤和条件。中国的人文传统充斥着“官本位”思想，这深刻地塑造了民族的人文性格和价值取向，既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的重点必不在科学技术，甚至不是人文思想，而是八股文、做官术，极而言之是“厚黑学”。若不改变这种人文基础和文化基因，建设文化强国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十八大以来的持续反腐，尤其是通过制度建设厘清权力边界，潜规则被遏制，灰色空间被压缩，加上精神大厦建设不断加强，官场风气开始向好。党风决定政风，进而影响民风，我们的价值追求被引向文化创造，这具有基础性。

　　四是民族传统文化特有的包容度、融合度有利于吸收世界文明成果。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大量的腐朽的基因和元素，即便如此，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民族文化，总体上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文化。即便是闭关锁国的清代，同样也出现了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的“洋务运动”。一定意义上，一次次的文化融入，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走向的同时，也改造着我们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既然如此，我们在深度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在把文化包容弘扬发挥好的同时，又能在吸收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超越和突破。

　　除了上述有利条件和因素之外，也有需要打破的思想禁锢。一个是把“讲政治”异化为抑制文化创新。党突出政治领导，因而强调“讲政治”，这是正确的选择。但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不仅不能强化政治，还会抑制文化创新发展。比如，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文化，而非所有的文化产品都必须打上政治制度的烙印。前者自然而然，后者注定限制文化创新与繁荣。另一个是泛化意识形态斗争，限制文化“交流互鉴”。只要世界尚未进入大同社会，意识形态斗争就会是国家博弈的重要内容和形式。但我们还应清醒认识到，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范围空间已经大大压缩，“命运共同体”与共建和谐世界是我们倡导的价值观，也是世界主流价值观。所以，意识形态斗争应当限定在导致政治制度“排异反应”的范围和层面，决不能泛化到整个文化领域。否则，必将限制我们参与世界文化的建设。